徒有某种关系。事实上，1756 年戏剧性的引退远不止是个姿态，它是费城
年会这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的最高权威放弃政权。某些伪教徒或半截子教
徒继续在议会中谋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正统派拒绝为此承担责任。严谨的
贵格会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既不由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对其决定负责。顽
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间“做工作”，使他们不谋求议员职位，也不
投票选举任何这样做的贵格会教徒。已经有迹象表明，某些贵格会派领导人
指望殖民地战争的结束会使他们重掌政权。
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政府的控制不是可以随意取舍的。贵
格会教徒的引退以及他们承认其原则同政府责任相矛盾，或许是证明他们尚
有现实感的最大证据。但他们企图伴随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来的和平重掌
政权那种隐秘希望表明，他们基本上不理解社会和社会问题。
美国革命粉碎了这种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贵格会教徒的
反战原则也是个反革命的原则。他们的年会在近一个世纪前宣布：“扶立和
推翻国王与政府是上帝的特权，上帝为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或废或立。”就
像贵格会教徒十七世纪在动乱的英国各种阴谋和反阴谋中力图保持中立那
样，他们在美国革命的岁月里也谋求中立。他们又一次关注起是否有任何法
律违背了他们个人的贵格会派良心，而忽视复杂的施政问题。随着革命的临
近，年会询问下属的每个月会：“教友们是否注意不去骗取应归于国王的权
益？”英国某些较有远见的教友们认识到，英国的自由事业同美洲自由事业
的成功休戚相关，强烈要求美洲的教友们不要加以阻挠。但是，后者出于良
心，谨小慎微地遵从英国政府一切非军事性的要求，而且总的说来是一视同
仁地不和英军与美军合作。他们拒绝缴纳美利坚政府征收的税款和罚金，无
怪乎被人称为托利党人。1756 年时他们被指责为盲信，现在更被冠以通敌
的臭名。
贵格会教徒自 1756 年退出政府后，遂致力于纯净他们自己的教派。到
1777 年，年会己要求进行“一次改革”。如果说他们不能治理这个殖民地，
至少不可不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某些季会，如切斯特县的季会，力图
“恢复古朴之风，即衣着朴素，家具简陋，教育青少年简朴纯真，参加宗教
聚会按时认真”。例如，他们企图废除墓碑，认为这只是尘世间又一虚荣之
物。他们打算加强宗教在教育中的影响。他们更热烈地着手“在教友酿酒饮
酒和保持各类酒馆这一有害做法的问题上进行改革努力”，并开始报道“一
些教友在最近的收获季节里饮酒极有节制，另一些教友则完全自愿地滴酒不
沾。”他们加强努力，争取使所有贵格会教徒蓄养的奴隶都获得自由。总之，
他们致力于在公谊会周围建筑一条抵制一切外来影响的围墙，甚至反对参加
其他教派的宗教仪式。毫无疑问，放弃政治权力导致他们更专心地修身养性，
更严格地坚持本教派的信条。
对公谊会和宾夕法尼亚来说，幸运的是贵格会教徒并未全然从社会事务
中引退。他们中有些人成了兴旺发达的商人和锐意进取的科学家。随着宾夕
法尼亚贵格会派内政治倾向的削弱，它的博爱主义倾向愈益加强。十八世纪
中，他们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日益发展的运动，致
力于建立医院、改良监狱和疯人院。许多遗留下来的机构，诸如费城妇产医
院，就是贵格会教徒在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领域中成效卓著的纪念碑。不
过，这种成功正是贵格会教徒不再致力于政治的一根标尺，它是一个适当的
一虽然是具有讽刺性的——尺度，表明他们的教条多么不适合在新大陆建立
新社会这一更巨大的任务。
11．至善论的祸害
从欧洲史的观点看，贵格会教徒的引退只是一个教派未能掌握住政权的
又一实例。但从美国史的观点看，却远不止此。它展现了美国对于教条的独
特考验，在这个实例中则是以贵格会派教义自身中的具体矛盾为特征的。贵
格会派在宾夕法尼亚的经验可以从三个倾向来叙述，它们将帮助我们理解贵
格会教徒执政失败的缘由，以及促使他们虽遭受严重考验、仍一意奉行教义
的因素。
洁身自好和至善论。虽然佩恩起初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从事神圣的实验
和在友爱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但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领袖们却表现了一
种对自身灵魂纯洁的不懈的关注，有时简直入了迷。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
到，掌权的贵格会教徒对于自己的原则，似乎比对于这个殖民地本身的幸福
甚至其生存更为关切。在无保留地赞美这种坚定性以前，我们应该先看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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