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套健全的贵格会派教义的生存、对于其他许多人——按照贵格会教徒
自己的看法，这些人有权在美洲生活和获得成功——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
么。不知怎地，贵格会教徒在受到考验时，总是选择使他们自己不受玷污的
解决办法，即使其他人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为避免宣誓，牺牲了
刑法的人道原则。贵格会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避免了黩武主义的玷污，信守了
自己的反战声明，但与此同时千百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
遭到印第安人杀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许多前来促使宾夕法尼亚教友更
加顽固的英国说教者激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清白”，即使在荒野中也
必须是“荆棘丛中的一朵百合花”。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强烈要求“像其他地方的教友那样留心自己的事
情”。对一个贵格会教徒来说，留心自己的事情意味着追求自己原则的纯洁。
这种内省导致他对身外的现实——印第安人的性格、西部边境遭受的威胁，
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一概视而不见。服从上帝的意志使他漠不关心日常生
活的潮流。
威廉·佩恩早在 1701 年就强烈主张：“让我们尽自己的责任，而把其
他事情留给上帝。”战争不应由人、而应由上帝进行；政府只应由上帝废立。
富兰克林一类人由于“不能相信上帝将保护那些不注意运用其合理防卫手段
的人”，会不断地面临道义问题。但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这样的问题都能
预先被解决。约翰·伍尔曼等贵格会圣徒努力追求“完全顺从……一种信仰：
我主乐意指派给我的一切都将促成美善”，他们劝人在社会自谋生计的同时
刷新自己的灵魂。然而，无论是洁身自好，或是顺从上帝的独断，都不能抵
挡好战的敌人，也不能在荒野中建立一个社会。
世界主义。宾夕法尼亚实验的特点之一，在于美洲贵格会教徒处于来自
远方的不断的说服、监督和审查之下。伦敦年会很有权威的支配者们虽然远
离美洲的危险、机会和挑战，但他们的影响阻碍了贵格会派的教义正常地适
应美洲的生活。
公谊会成了一种追求和平与基督教原始完美的国际密谋集团。美国革命
后若干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他们称作“一个……在英国母会指挥下同心协
力的教派。他们象犹太人那样分散，但仍象犹太人那样构成一个民族，同他
们居住的国土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教的那稣会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级的意
愿，在其执行本教派的政策时把对国家的义务忘得一干二净。”来自伦敦年
会的使者力图按照国际贵格会派的利益来塑造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只是问或
在偶然情况下，例如在他们敦促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放宽对死刑的运用、
以避免宣誓时，这种利益才碰巧导致了妥协。更经常的是，他们促使美洲的
教友们墨守正统。在 1756 年紧张的日于里，来自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
士以及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这两位使者，同美洲的极端分子一
唱一和。他们竭力主张贵格会教徒退出政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和平主义
原则不被玷污。在这方面，英国贵格会派组织的利益支配一切。来自英国的
压力并非只是间或才有的。巡回传教士接连不断地到来，他们把世界贵格会
派的“新鲜”潮流甚至带到了小村庄和边远地区。从宾夕法尼亚建立到美国
革命爆发这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外来的男女传教士达一百多人，其中大
多数来自英国。殖民地贵格会派的主要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叙
述了一个公谊会的“大西洋社团”如何在这个时期形成。1670 年后，英国
贵格会教徒的目光转向西方。巡回传教士们建立和保持了这个横跨大西洋的
社团，并象乔治·基思所说的那样，“使贵格会教徒如此刚毅”。虽然他们
经常向已经皈依的教徒布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软弱疲沓的陈词滥调。他
们鼓吹的是烈性药。他们继承了早期贵格会殉道者的精神，他们的欢颜和勇
气十分引人注目。约翰·福瑟吉尔博士的兄弟塞缪尔·福瑟吉尔是其中的一
个。1755 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至今在美洲大陆上已旅行了 2，550 英里，其中 1，750 英里是骑着一匹马走过的。这是一头
极好的牲口，幸好费城附近一位朋友把它给了我，只费了我五英镑。它步履轻松稳健，虽然有
时和它的主人一样吃得很差，有时甚至没东西吃，但我俩仍心满意足地缓步前行。
然而，不管是否心满意足，这些传教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艰苦的任务：充当
荒野中的那利米，使美洲的贵格会教徒想到自己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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