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的安全和舒适。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要求每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方为之
安排的角色。英国生活的独到之处及其与新世界生活的差别，莫过于这套万
元一失的关系了。除了因圈地运动或早期工业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有时漂
泊不定的流浪汉之外，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只要按要求去做，就有
希望按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
对于被这个古老网络束缚住的人来说，美洲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解
脱。富兰克林在劝导可望去美洲的移民时，不以某一公道雇主的仁慈慷慨相
诱，而以这边生活的流动性和大有可为相许。正是这种可为性在十八世纪后
期激起了克雷布科瓦的热情，到了美洲，这位缺乏独立精神的欧洲人就开始
有了自己的人生意志——当然往往要冒点儿风险——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
他成为一个美利坚人。风险、自发、独立、主动、漂泊、流动和机遇交杂在
一起，就是美利坚生活的情趣。即使美利坚的平等理想，也不可能自上而下
地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移民的命运却操在捐助人的手里，他们因此而遭殃。投资
家追逐利润，而捐助人则追求抽象的目标。投资家只要投资能有相当不错的
收益，就不会对他们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过分追根究底，但施主们的红利却
是要按自己的特殊方式行善。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也不例外。
殖民地创建者们的慈善动机载入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其中明文规定，任
何受托管理人不得担任任何官职，也不得占有仕何土地或由此获得任何收
入。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据说只能是为移民或为大不列颠谋利益。尽管兴起过
冲击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体制的抗议风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
有哪一位受托管理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违反了信托的条款。
那些受托管理人亲自大量捐款资助殖民地。正如奥格尔索普有一次宣称
的，他“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健康”和声誉，而且在创业的五年中
拿出私蓄三千英镑；到 1744 年为止，他已垫支了九万多英镑，主要用于军
事目的，这笔钱后来议会一致通过如数给予偿还。英国人民小笔捐款很多而
并未指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733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
“一位无名氏通过一名守门人捎给我三十英镑，以资助佐治亚穷人。”全英
各地开展了布道活动，呼吁捐款。爱德华·德波弗里爵士去拜会受托管理人，
如数献出他父亲留下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一笔五百英镑遗产，外加他本人大致
相同数目的一笔捐赠。受托管理人还一再地接受类似人物的委托。头八年中，
私人认捐等得一万八千英镑，这表明了成百成千善男信女的友善之心，他们
踊跃地把自己不多的几个先令扔进了捐款盘。
可是，这点钱远远不够。私人慈善事业无法资助那么大的事业。这一冒
险事业的慈善目的以及它对帝国防务的意义，一再促使议员们通过直接的议
会拨款来资助佐治亚。在受托掌管期届满之前，议会拨款总数达到十三万英
镑。以往——除了用于纯粹军事目的者外——英国政府从未拨出公共基金资
助它的任何一块殖民地。
这些补贴产生了严酷后果。既然佐治亚的公共开支由英国慈善家捐赠或
由英国政府拨款包了下来，殖民者就不用纳税了，从而任何一届议会亦不需
要征税。这样过了多年，佐治亚还丝毫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这块殖民地的移
民本来大概只配在伦敦蹲监狱，或者失业流落街头，而今成了社会受益人。
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伦敦的慈善家们精
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 年法规”中，我们可以了
解到这一关怀的程度。仓库管理员弗朗西斯·穆尔的记录写道：
受托管理人今年想在佐治亚另辟一个县，并建立一个新镇。
他们将给遣送来享受施舍的人，每人一件值岗风衣，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一把短斧，一
把榔头，一把手锯，一把铁锹或铲子，一把大锄和一把小锄，一把手钻，一把刮刀，一只铁壶，
一副锅钩，一只煎锅；每个区或每个村给一盘公用石磨。每个劳动力（按受托管理人酌定的份
量与时间拨给）一年安家之用可得牛肉或诸肉三百十二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
零四磅，面粉一百零四磅；劳作时每人每天一品脱浓啤酒，不劳作时不给；五十二夸脱蜜糖供
酿造啤酒之用；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
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对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子女，即对于十二岁以上者一年分配的份额如下（发放办
法同前）：二百六十磅牛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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