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园主眼界偏狭。斯波茨伍德总督在 1710 年报告中称：“第一批移民来
到时沿河岸而居，对自家种植园藩篱以外的内地所知无几。他们害怕印第安
人，因而不敢再往前探险。而且，除利用水路外，他们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批评者说，只有建城“聚居”，才会有高度的文明。有人建议通过立法使城
镇居民得到减税待遇和其他鼓励，但这些建议均告失败，地理终究胜过人意。
直至十八世纪晚期，弗吉尼亚的商业活动——以及相应的商业道德——依然
只存在于大种植园主之间。因为没有城镇，弗吉尼亚乡绅比英国乡绅更需要
学习城里人的本领，即商业进取精神、精明交易的能耐和城里人对盈亏得失
的洞察力。
同许多英国乡绅经营的作物不同，烟草不是传统国计民生的一部分；它
是一种商品作物，为赢利而种植。烟草种植者在奴隶、土地和农具上的投资
靠大笔现金贷款来维持。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帐册以令人泄气的生
动性表明了这一点。有人抱怨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燎绕之中的殖民地”，
而杰斐逊同他的前人一样呼吁发展比较多样化的经济。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认
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型的种植园制度是罗马帝国以来大规模商
品农业的第一次伟大实验。
英国乡绅历来对他的农场关切入微。即使像几十年以后的第八代德文郡
公爵那样的大老爷，当他的猪在斯基普顿博览会上高中头奖时，也觉得经历
了“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却不能满足于在某个地
方博览会上得点奖品。他的烟草已打入了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他必须对百
余种不同作业的工本精打细算。1686 年 M·杜兰·德道芬访问沃姆利的宏大
庄园罗斯吉尔时，以为进了“一个大村庄”。大种植园生活远非自然农业经
济的生活。那里有数百名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和商人，他们生产的
烟草是一种经济作物，他们还种粮食，制造工具和农具，织布缝衣，以供自
己所需，并在当地与境外市场上出售，货品有时就用种植园主自己的船运送。
弗吉尼亚种植园是十八世纪式的现代“公司城”，而不是富于田园诗意的乡
村。种植园主既要有经商的精明头脑，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经营其农
商工俱全的小天地。像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以见多识广和多才
多艺著称的人物，在十八世纪弗吉尼亚较为成功的大种植园主中并不罕见：
他们对自然发展史感兴趣，对医药和机械学有相当精深的知识，对气象学也
很内行，并认为不能不懂得法学。把种植园的这些必备条件说成仿佛是受了
欧洲启蒙时代的遥远榜样和抽象教导的鼓舞，那是多么离题！它们充其量不
过是探索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问题的索引。
如果说所有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带有某些新大陆独特品格的人，那末这
种人也就是贵族。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实业比较积极，不那么害怕被经商
所玷污，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对现金收支平衡表颇为精明，知识兴
趣也多样化，但这种人仍然是人数很少的特权阶级中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
础在进入十八世纪前就已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 1704 年向商务
部诸大臣发回的报告称，弗吉尼亚四条大河两岸都有十至三十人“靠经商和
勤奋挣得了非常可观的家产。”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类人多了起来，还出现
了一些暴发户，如其中的杰斐逊家族和华盛顿家族。但是，大种植园主人数
倍增的过程大大摧残了小种植园主。富有的绅士种植园主与其他人之间的社
会鸿沟在 1750 年前后的弗吉尼亚兴许已经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黄金时代——十八世纪中期——正是美国革命时期
弗吉尼亚几乎所有领袖人物的青年时代，也是后来成为早期联邦政府中“弗
吉尼亚王朝”的那些人的青年时代。华盛顿生于 1732 年，这一集团的最后
一人门罗则生于 1758 年。这些人的传记与书信集表明，存在着一个密切地
相互通婚的上流社会“四百家族”。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总督于 1713 年
3 月 9 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以三名合适人选填补了总督参事会里的
三个空缺，他们“才华出众，忠诚守节，家产殷实”。他抱怨道，舍此三人，
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合格人选。其余的人都已在政府“或别处”占据有利职位，
他们“……都同一个特定家族［伯韦尔家族］沾亲带故，现参事会绝大多数成
员几乎都已同这个家族联姻”。从 1680 年到美国革命为止，被任命力总督
参事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上，只有五十七个不同家族的姓氏，其中九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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