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也占大约三分之一；五名参事姓佩奇，
以伯韦尔、伯特、卡特、卡斯蒂斯、哈里森、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为姓氏
的各有三人。一位参事可能还往往兼任数职。有人抱怨说：“参事会控制的
职位多如牛毛，造成很大混乱，在一些互不相容的职位之间，情况尤其如此。
比如，他们的税务局责成他们向他们的司法局揭露走私勾当；又如，他们这
些法官先生以参事的身份开会，通过他们自己以税务官身份所作的帐。”这
种官职垄断的情况并不只限于总督参事会。在地方上，一名大种植园主可能
会同时当上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兵司令和议会议员。
尚存的少量托马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书信（写于 1760 至 1764 年间），
记载了我们所知的有关他二十一岁以前事迹的仅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
很像社交录：他的社交活动中所交往的几乎全是弗吉尼亚“头等”大族的名
人。他的第一个情人丽贝卡·伯韦尔出身于那个五十年前主宰总督参事会的
名门望族。他写信给年轻的弗莱明：“亲爱的韦尔，我想到了一项有生以来
所想到的最聪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换取埃奇希尔庄园，我用我的地换
取费尔菲尔兹庄园，你娶莎姬·波特为妻，我娶丽贝卡·伯韦尔为妻，（合〕
搞一辆车，配上两匹骏马，在同一个法院当律师，还一起驾车去参加乡间所
有的舞会。你喜欢不喜欢？”在这位青年社交名人的书信中提到的还有佩奇、
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耶茨诸姓氏，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在弗
吉尼亚名人录之外。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弗吉尼亚，同 1776 年的弗
吉尼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隔墙。十八世纪后期的思想同那个世纪中期的思想
并无天攘之别。恰恰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的生活知道得愈多，就愈能看出
革命时期的几代人在思想方式上同他们父辈和祖辈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愈是
开始认识到他们思想上的本地血统，就愈不需要去探求什么世界主义的哲学
始祖或试图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没有本地传统但已“传遍”全世界云云。美国
革命的动机将化为平凡的东西。于是，一向被历史学家生搬硬套地当作美国
革命假定的生身之父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看来就像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的
最后一幕突然登场的罪犯表兄一样不伦不类。革命时期臻于完善的动机和行
动方式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弗吉尼亚日常生活中就已成形了。
19．绅治政府
倘若以为弗古尼亚社会那怕然自得的贵族特点同它的公民道德毫无关
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荒唐的事后聪明才会把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
治制度当成标准民主制度的萌芽。乔治·华盛顿为保留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
担忧时，他心中必然想到的是十八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政治习俗，因为他对
别的一无所知。这些政治习俗就是弗吉尼亚式的贵族政治的代议制，其特殊
的贵族政治品格从根本上培育了美国的代议制政体。这个根可以追溯到弗吉
尼亚的黄金时代。
从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如此认真对待它的政治责任：随同权力带来的
治理的责任。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权，同时它也制
订了强制投票的法律。其他少数几个殖民地也用临时性约法惩办那些享有选
举资格但不去投票的选民，而弗吉尼亚的这项法律实施得如何有力尚不清
楚。但是，这项法律在弗吉尼亚从早期一直沿用到美国革命时期以后，这就
证实了下列坚定不移的信念：治理社会是一种责任。如果说普通选民被要求
去投票，那未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则被期望肩负更大的责任。当杰斐逊在 1781
年由于处境很不顺心而向往“慎独的平民生活”时，他说出了弗吉尼亚名门
望族中许多人渴望卸担子的心情。
如同一个大种植园主不得不担负起无可推诿的管理任务——他必须规划
园圃，及时决定播种和收割烟草，觅取制鞋缝衣的材料，照料奴隶们的身体
健康一一杰斐逊则负有他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位成就卓著的种植园主必
然养成指挥别人的习惯。他以他经营私人财产时所显示出来的自信心管理殖
民地事务。如果说种植园本身就是一个小块殖民地，必须以机智、权威和审
慎来加以治理，那未反过来说，统治弗吉尼亚殖民地就象治理一个大种植园。
高官显职由最有利害关系的人担任，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他们的意志为转
移。
民众代表院花名册就是一份主要种植园主的名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
事之职上升到总督参事会的仕途悉由当地士绅一路把守。不得到他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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