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教区牧师长期空缺。”发觉自己身处的教区种植蹩脚的“奥罗诺可”烟草
的牧师认为自己同一些同事相比是倒了霉，因为后者布道的教区居民种植的
是味淡叶宽（和价格较高）的“芳香”烟草。代理主教布莱尔 1724 年向伦
敦主教写信，要求为弗吉尼亚增加牧师时，把“五个芳香教区”的牧师缺额
同“大约一倍于此数的奥罗诺可教区的缺额”相并比。弗吉尼亚的古老格言
对于有雄心的牧师至今仍是有用的：“获得芳香的烟草的最好办法是讲芳香
的话”。
实际上，教会事务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迫切政治问题的唯一事件是 1763
年的所谓“教区牧师案”。当时，年方二十六岁的帕特里克·亨利第一次得
到公众的注意，开始了他的公职生涯。此案并不涉及任何神学问题，甚至也
不涉及任何教会管理问题，而只是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烟草高价时期，
是否应当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按照每磅烟草两便士这一早先低价时期的币值给
各自的牧师发薪。
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 1759 年尖刻地报告说，“弗吉尼亚人的公共的
或政治的品格同他们的个人品格是一致的。他们高做且不能容忍其自由权受
到侵犯，不耐烦受限制，很难接受任何受制于上级权力的思想。”到十六世
纪末，教区人民通过教区委员会委员遴选本教区牧师的惯例已确立不移。这
一惯例实际上得到英国检察总长爱德华·诺西爵士 1703 年发表的意见的支
持，但从未得到明确的司法裁决。1719 年，代理主教布莱尔大胆反对斯波
茨伍德总督的意见，捍卫了这一原则，此后它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再也没有
遇到过任何严重的挑战。各教区继续遴选本教区的牧师，并按为期一年的合
同制聘用他们。因此，正如米德主教所说，美国革命之战已经在弗吉尼亚各
教区委员会打了一百五十年。“税收和代表权问题只不过是资助和遴选牧师
的另一种说法。原则是相同的。”
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自治”——宗教事务上和民政事务上都是如此—
—当然是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代表其仆役和邻人实行自治。教区是他们学
习政治艺术的初等学校。根据法律，人数不超过十二人的教区委员会委员应
该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然而，由于法律上并未为这些选举规定正常的间隔
期，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便养成了图方便的习惯，允许教区委员们无限期
任职下去，直到死亡或辞职。一旦出现教区委员的空缺，教区委员会便自行
任命新委员。这种使自己终身任职的权力很重要，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是
不愿放弃的。1676 年，在纳撒尼尔·培根主持下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的一
届“造反”会议通过了许多“改革”法案，其中不少被保留下来，但重新制
定的关于每三年须选举一次教区委员的法律却遭到以后几届议会的拒绝。在
整个十八世纪，教区委员们仍然使自己任职终身。直到 1784 年英国国教在
弗吉尼亚不再拥有国教地位，才规定定期选举教区委员会。在这个长时期中，
若对教区委员人选有所不满，只能诉诸这个殖民地的公民代表大会或议会。
整个说来，这些自选的教区代表干得不错。他们一年至少开两次会，开
会地点一般是在某个委员的宅第。他们拥有迸选牧师以及继续或中止其聘任
期的权力。他们具有学历、道德和财产方面的资格，看来是凭智慧和克制行
使其权力的。如果说弗吉尼亚显然没有那些使英国的教区遭殃的遥领制、兼
圣俸制、逆来顺受和腐败，如果说弗吉尼亚的教区拒绝让英国派来的“会在
酒铺子里哇哇乱叫和在布道坛上胡言乱语”的人当牧师，那么这要归功于教
区委员会。
教区通过教区委员或其代表，即代理牧师，行使现代县行政司法长官、
地方检察官和大陪审团的某些权力。除其它事情外，教区委员还要负责向法
院起诉犯有伤风败俗之罪的人，这些罪行包括酗酒、亵读神明、出言不逊、
诽谤中伤、在安息日做工或娱乐、不参加宗教仪式。未婚私通和已婚通奸等。
教区委员会征收教区税，对财产估价以确定税额，并划定地产界线。每隔四
年，教区委员们在县政府监督下任命两个人“巡查”土地，即检查或更换旧
的土地界标，并将地界载入教区簿册。
教区通过其代理牧师办事，是主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教区委员会有责任
提请注意极度贫困的事例，在没有济贫院的情况下用公款让‘穷人和老弱病
残”寄宿在自愿承担的雇民家里。教区委员会试图使教区兔于赡养私生子的
义务，办法是逼其生母立约，迫使生父写保证书，并立下直至孩子年满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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