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契约。在西部几个县里，正是教区委员会照料了印第安人掠杀所造成的
孤儿。1748 至 1752 年间，位于印第安人威胁最甚的河谷地区的奥古斯塔教
区为四十六名孤儿找到了新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镇毁于 1776 年元旦
大火的诺福克市民，多亏那里的教区委员会救济了他们。在十六世纪后期，
教区税相当于所有其他税收总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不算反常。就在美国
革命之前不久，组成费尔法克斯县的两个教区特鲁罗教区和费尔法克斯教区
各自的预算都超过了县政府的预算。
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公民都不可能体面地退出教会组织，因为宗教义务和
公民义务是合二而一的。县政府的法官通常也是教区委员，例如乔治·华盛
顿、乔治·梅森和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又都
是特鲁罗教区委员会成员，而 1757 年 11 月 10 日开会的威科米科教区的九
名委员中有四名是法官——其余以此类推。民兵军官必须由县法官向总督举
荐，所以很容易还是那些人。1785 年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弗吉尼亚被废
除后，教区委员会的许多权力移交给县政府，但主要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
官的身份处理教区事务。
要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居然不是英国国教的头面人物，那就成
了怪事。在 1776 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三名代表不
是教区委员。美国独衷宣言的签署者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徒，六人是国
教牧师的子孙。
·．美国革命期间，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在殖
民地议会被解散和县政府被废除以后，每个县需要选举一个小型治安委员会
作为事实上的政府，结果在三分之一的县里，都有一名牧师当选为治安委员
会委员，其中有许多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在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
迪逊、爱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美国革命领导人中，很难
举出有哪一位不是名副其实的国教徒。诸如乔纳森·鲍彻一类直言不讳的效
忠派也是虔诚的国教徒，但这并没有改变整个情况。因为在弗吉尼亚，默默
地信奉国教——它既是古老英国传统的堡垒，又是当地独立情绪的反映——
助长了对于英国法制和英国人传统权利的崇敬，而正是这种崇敬鼓舞了美国
革命。
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虔诚的国教徒，而同是这些弗吉尼亚人又领
导了美国革命，这两者并不矛盾。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想象，弗吉尼亚的“英
国”国教犹如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一样，是由于一场以欧洲某地为震中的理性
主义、反教会和反传统的地震而崩溃的。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22．“信神而求实”：
没有理论的宗教信仰自由
弗吉尼亚各教区地域之辽阔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它们宗教经验的质量。
1740 年时，一个小教区约有二十英里长，散布着大约七、八百名白人组成
的一百五十来个家庭。较大的教区可长达六十英里，如果向西南方向伸展到
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那就更长了。教堂之间相距约
十余英里。亚历山大·福布斯牧师（他自己的教区长六十英里，宽十一英里）
在 1724 年抱怨说：“这些教区面积之大不仅造成对宗教节日活动的懈怠，
而且我经常发现向他们布道是劳而无功。我长途跋涉五十英里到一幢私宅去
讲道，但有时在聚会那天恰恰天气不好，来的人寥寥无几甚或一个也不来；
要不然就是由于大雨使河流沼泽无法通行，我只好白跑一趟，于人无益，于
己扫兴。”他还对宗教热情作了量的测定，他说教区居民的虔诚心使他们愿
步行五、六英里去教堂，但要跑十英里或十五英里他们就受不了啦。还由于
有大量新近到来的非洲人或尚未驯化的白人契约仆役，谨慎小心的种植园主
不愿让他家里的成年男子都不在庄园里。
没有实施统一的宗教仪式的任何中央权威，礼拜用品又少，这就养成了
一种有背于英国国教精神的不拘礼节的风气。1715 年，一位星期天走访低
洼地区某个教堂的人写道：“牧师讲道完毕，在场的男于便个个掏出烟斗，
吸上一斗烟。”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像查尔斯·伍德梅森神父所恼火
的那些人一样（后来成了邻近的卡罗来纳教区居民），确实把狗带到教堂里
去。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有些地方洗礼不用洗礼盘，另一些地方牧师不穿白色
大法衣，还有些地方人们惯于坐在自己座位上而不是跪在圣坛前用圣餐。
休·琼斯牧师写道：“在某些特殊的小事和习俗上，每个牧师在他自己的教
区里都有几分独立性。”教堂里的许多仪式逐渐移到家里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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