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不同的神引导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过上体面和富有成果的生活。但是，弗
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把一切囊括在他们
的教会中，即把英国人的国教改造成为弗吉尼亚人的国教。他们的教会不是
现世圣徒的联谊会，不是良心纯洁者的社团，甚至也不是掌握教义真谛的人
组成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而求实的团体，其成员的基督教信仰以难以言喻
的不同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体面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所有善良
人最合适的保护伞。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他的国教布道坛借给异教派的乔治，怀特菲尔特
这出戏，以许多种不同方式一再上演。在遇到所谓大觉醒运动的煽动者和鼓
吹者的挑战时，弗吉尼亚人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把他们吸引到弗吉尼亚国教
会中来，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以感人的尊重和礼遇去感染他们。邻近的马
里兰的国教会同弗吉尼亚国教会没有本质区别，休·琼斯牧师于 1741 年从
那里发回的报告说，他发现马里兰国教会内部充满了“热情，自然神论和自
由主义”。
在一个没有主教甚至没有宗教会议的地方，谁来实施正统呢，包括乔
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在内，许
多弗吉尼亚领袖人物的宗教教义都难以归入那一类，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非
正统的国教教徒；谁也搞不清楚究竟人们应当信仰什么才能成为弗吉尼亚国
教会的好教徒。他们都是一个觅容的教会的成员，“宽容”的意思并不是说
它具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含糊不清，难以言喻），而是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其中而又能坚持他自己的信条，只有狂热者和煽动家
除外。这确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中的教派合作主义的先兆。
在英国，十八世纪高级神职人员写出了具有伟大思想个性的著作。教会
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之一却是教士哲学著作最丰富的时代之一；贝克莱主
教、已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为新时代的斗争而把神学现代化了。但是，由
于每一个人都明确限定自己的思想和标明各自的独特处，每一个人都孤芳自
赏。弗吉尼亚缺乏这样的哲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主教，而且是因为
它的领导人对这种神学个性不感兴趣。弗吉尼亚思想生活的这个“弱点”反
倒有助于使这个社会免于神学上的分裂。
威廉和玛丽学院是“为培养优秀牧师”而在 1683 年特许建立的，第一
任校长是代理主教詹姆斯·布莱尔，即弗吉尼亚国教会名义上的首脑。这位
正统的英国国教牧师逐渐把这个学院当作“一所有益的和值得称道的保育
院，一座在弗吉尼亚抵御传染性异教的坚强堡垒”。然而，该学院从来没有
象它的某些英国创办人期望的那样着重于培养牧师和灌输神学。相反，它成
为中庸、宽容和世俗的文化即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堡垒。该学院建立之
后三十年，休·琼斯牧师指出了弗吉尼亚有成就的牧师应具备的条件：
他们也应当是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高于一个英国国教教区牧师所需的起码知识；他们应
当不限于仅仅认识和了解纯哲学和思辨伦理学，并且不仅应当研究书本，还要对人和实业有所
研究；他们要举措如绅士，和气，诙谐，而不任性放肆；他们要做优秀的学者，不要当犬儒，
要做好基督徒，不要显得像斯多噶学派。他们应当不计较小事，以免造成乱子和祸殃。……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弗吉尼亚在宗教上不苛刻而断定它缺乏宗教感
情。宗教本身在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中培养了信仰自由和不愿意在神学上锚铣
必较的气度。圣公会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使这种信仰自由在弗吉尼亚的宗教信
仰自由法问世前很早就已成了它的宗教制度。幸运的是，早在许许多多异端
教派与英国国教分离以前，早在十六世纪使英国在宗教上成为奇兽怪物弱肉
强食之地以前，弗吉尼亚——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旧领地，——就已经自成
一个社会。即使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也还是幸福地远离请教徒时代那种残
酷的激情和盲目的狂热。而且，在弗吉尼亚有充裕的时间来巩固这种英国国
教的宽容精神。
十八世纪晚期考察美国的克雷夫克尔指出：“迫害、傲慢和爱闹矛盾是
世人共称为宗教的那种东西的食粮。但这些动机在这里已经消除；在欧洲，
热情受到禁铜，而在这里，热情洋溢，散发到它必须到达的四面八方；在欧
洲，它是密封着的一点儿火药，而在这里，它在露天燃烧，白白地消耗。”
中庸经常同冷漠混淆在一起。由于衡量神学的憎恨比衡量上帝之爱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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