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们为宗教动辄杀人的时代和民族博得了最笃信宗教的美名。
我们十分尊崇的宗教自由主义精神的美国守护神就是伟大的弗吉尼亚
人。无须把这种自由主义精神解释成是出于以某种新的“启蒙”思想取代传
统的什么愿望。没有教权主义，就不会有反教权主义。在伟大的弗吉尼亚人
和法国“无神论”与“理性主义”之间划等号的事，多半是在事后很久由蒂
莫西·德怀特一类神学狂热分子所干的。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体面社会能存在
于教义多样性之中。但是，弗吉尼亚生活的史实揭穿了冬烘先生们的谎言。
正是因为许多弗吉尼亚人对共和政体的信仰起源于他们在种植园主贵族政治
中与绅士自由业主相处的愉快经验，因此在宽泛的弗吉尼亚国教会统治下成
长起来的人不可能害怕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他们在自己秩序井然的教区里早
已领略过多样性。
23．弗吉尼亚公民
最容易使人误入迷津的是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他们同以后
的美国领导人一样，喜欢从自己的问题做起。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他们在时空
上的落脚点。
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看来乔治·华盛顿似乎没有特色，那部分是因为我们
时代的民主偏见使我们看不清他的弗吉尼亚色彩。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我
国伟大的弗吉尼亚开国元老们是在贵族制、奴隶制和国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的。有人说，现代美国民主制度一定渊源于十八世纪的某种“民主制度”，
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的城镇选民大会（据说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而不
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制中去寻找民主制度的种予。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
朦胧难辨，甚至自相矛盾。难道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引以自豪的独立精神
不能植根于大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难道他们不会由于同他们所见的
周围奴隶制的强烈对比而更珍视他们的个人自由？难道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惯
——他们“好指挥人”和相信他们能代表社会作出判断的习惯——不会有助
于使他们成为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许革命总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用霍
尔姆斯法官的话来说，这些人“靠的是一种贵族的设想：你比他们更了解什
么对他们有利，对此你不用怀疑”。也许，牢靠的信仰自由植根于一种不太
冲动的国教的默默宽容之中。
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过免除所有恶疾的预防针；他们——所有人
中的极少数——试图一举掌握全部真理，不论是宗教真理，施政的真理还是
有关社会的真理。他们的经验主义乃至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
地上培育起来的，而不是来自同时代的欧洲泛滥出来的腐蚀性的绝对教条。
传统主义——一忠于古代英国的办事方式——使之在时间上生了根；地方主
义一一忠于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忠于朋友邻里——使之在空间上生了
根。上述两种感情（为准确起见，我们应当称之为感情而不称为哲学）的力
量，是造就弗吉尼亚和在共和国初期决定性的年头里弗吉尼亚对美国所作贡
献的主要因素。他们的传统主义力量不久后将在美国革命中表现为维护英国
人的权利，而他们的地方主义力量则表现在教区自治和联邦精神、美国宪法
和忠于州权等方面。他们的传统含义不明——他们的样板是英国的乡绅生活
——但这并未使他们同传统的联系不实在。生活的各个侧面无不同一种十分
含糊而又非常实在的理想有关系。他们的比较狭隘和比较法理化的传统主义
也有其春风得意时，那就是在美国革命时代，他们有必要以确切的法律语言
阐明其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如何遭到践踏的问题。然而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传
统主义是含而不露而又无所不在的。他们作为移植者的力量来源于他们乐意
在移植的同时进行改造，以及把远方的过去同当地的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他们的地方主义一直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称赞。在州权已不合时尚的
今天常常有人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居住地的风俗习惯的热恋只会阻碍国家进
步。幸而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想法不同，他们关注自己那块地方的特殊需
要，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期望，而且使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带有特
殊风味，使他们的一切社会理想都不超出一定的界限。这就是联邦主义的种
子，没有这种联邦主义，美国就不可能生存，自由制度也不会昌盛。杰斐逊
为镌刻其本人墓志铭所开列的他希望人们铭记的三项成就，其中只有《独立
宣言》一项超出了弗吉尼亚的范围，另外两项——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和
弗吉尼亚大学——都完全是地方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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