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它甚至尚未被合法地批准成立。当 1650 年该学院终于从马萨诸塞议会
得到特许状时，其中仍未提及学位授予权一事，这也许是因为议会自身尚不
明确是否具有颁发学位授予权的权力。哈佛学院第一个强有力的院长亨利·邓
斯特（任期为 1640—1654 年）的最大胆行动就是敢于颁发各种学位。正如
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解释的，这“几乎是一个摆脱查理国王的独立宣
言”。甚至 1650 年的议会特许状看来在法律上也如此不可靠，以致英克里
斯·马瑟在 1688 年革命后的英国时曾设法获得一个特别的皇家特许状，尽
管并未成功。哈佛的法津基础，其学位授予权的来源，以及它是否是、并且
在何种法律意义上（如果有的话）是“学院”或“大学”——所有这一切直
到进入二十世纪仍未确定和解决。哈佛的校长和教工们从一开始就利用了这
种不确定性，行使其需要的任何权力。
耶鲁是在哈佛的法律基础似乎极为削弱时成立的，此时哈佛已兴旺发达
并颁授学位近六十年。当然，哈佛特有的法律基础问题由于马萨诸塞海湾殖
民地特许状的不牢靠而更加复杂，从一个本身也许并不合法的殖民地政府那
里显然是得不到任何可靠的合法权利的。谁能指望既使殖民地议会、总督及
多变的英国政府满意，又能尊重英国法律的古老形式并适当顾及殖民地的便
利？此外还有令人难以捉摸的问题：一个殖民地超越自己的合法权力时（如
它批准建立一个学院或大学而实际并不拥有此种权力时），它是否未违背自
己的特许状？这种违背会导致不友好的英国政治家对整个殖民地的合法存在
提出质疑。在这些年里，无论马萨诸塞还是康涅狄格，在其母国内都不乏乐
于抓住这种机会的敌人。塞缪尔·休厄尔法官和伊萨克·阿丁顿 1701 年在
解释自己起草的建立那鲁的法令时说：“担心举止越轨而不知如何行动……
于是我们有意给这一学府定个尽可能最低的名称，以使其能经受住风险；我
们也不敢授与它法人权力，以免招来一张权限质询状。”出于谨慎温和与模
棱两可，他们决定将其机构称作“教会高等学校”。直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
（1745 年），即耶鲁已颁授了数十个学位之后，它才正式成为一个法人团
体。
殖民地的学院的历史，是法律实践战胜法律理论，社会需要战胜职业法
学家炮制的玄奥区分的最引人注目的范例。在美国革命爆发前，至少有九个
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殖民地教育机构已在颁授学位。而此时在整个英国，
仍只有两个学位授予机构，即牛津与剑桥，其古老的垄断权利仍得到法学家
们精心炮制的种种区分的保障。最古老的美国学院——哈佛、威廉与玛丽、
耶鲁——今天全都必定会发现其颁授学位的合法权力起源于法学家们所谓的
“时效”，即起源于这些学院很长时间来一直在授予学位而未遭到有效的反
对这一简单事实。假如英国那种在正当地获得法人权力并可颁授学位的垄断
机构（即所谓“大学”）与其他各类学校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成功地移植于
此，假如为所有美洲殖民地建立单一的皇家大学，假如颁授学位的权力在所
有殖民地遭到明确的禁止，那么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甚或美国文化中许
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也许将迥然不同。
第二，外在控制将学院引入社会。
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大学及其学院是一群骄做与杰出的
有学识者聚集的中心。中世纪的教士传统给他们留下了一种在多数欧洲国家
保留至今的学术自治体制。聚集在大学各部门的学者们，控制了学校的书籍、
校舍、资金和闲职，他们颇为珍爱自己的权力。对他们而言，大学似乎就是
自己的财产。无论所有这些对“学术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一目了然
的结果是使大学脱离社会，并使两者互相隔绝。这在英语中的对词“城镇”
（tOwn）与“学区”（gown）中仍然表现出来。
遍及美洲殖民地的新教精神自然是与“世俗”（即非学术的）控制的成
长相一致的。中世纪的大学曾经是教会机构，其“自治”纯粹是来自于教土
的自治。宗教改革运动已使世俗人士参与管理自己的教会，而打破教士阶级
权力的另一个方式便是接纳世俗人士参与大学管理。一个美洲作者于 1755
年写道：“自从改革教皇制度以来，学院及其他教皇宗教机构神圣不可侵犯
的观念已经破除。……此中的意图并不在于摧毁学院或大学以及劫夺掌管文
化的缪斯诸神，而在于将它们从教皇制度的弊病中拯救出来……。在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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