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学和学院时，英国人依照教皇时代引进的习俗，使它们显得有些浮夸；
他们宁愿继续奉行这些日久夭长的习俗。那些领土上从未有过大学的新教王
国，共和国和国家，并不考虑教皇制度下关于创建学院以及大学的任何习俗，
而只是赋予它们适当的学校特权、权力和管理人员。”在古老的英国，尽管
也奉行新教，但大学教员们仍然盘踞在中世纪的墙垣的后面。在美洲却没有
此种墙垣。
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世俗人士”控制美洲
的学院，与其说是由于任何人的智慧和远见，毋宁说是由于绝对必需和美洲
尚无学校。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大学继承了富足的土地、房舍、捐款、政
府拨款以及无形的资源，而第一批美洲学院，正如霍夫斯塔特与梅茨格指出
的，是崭新的“人造物”。它们由一些小社团所建；世俗的管理委员会帮助
掌握其有限资源并使其保持与全社会的接触，毕竟着无社会的支持就不会有
任何学院。
在欧洲，大学有史以来便是一种教会学者的行会。这种行会在美洲无法
存在，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里不存在大量饱学之士。对新学校的控制不
可避免地落入整个社会的代表手中。那些领导欧洲大学教务的博学知名或至
少年事已高的人，能够振振有词地要求自治的权力。但在哈佛——1650 年
时，院长亨利·邓斯特刚刚年满四十，司库年龄二十六岁，“教员”（当时
主要是一批数目不定的准备担任教会职务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则为二十四岁
左右——这个学院的教职员们几乎不可能指望从周围社会得到尊重与权力。
这样，在殖民地时期出现了一种外部控制方式，它将永远成为美国高等
学校的特征。在哈佛学院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早期管理中，曾有形成一种双
重管理制度的迹象，据此全体教员在受制于一个校外团体的否决权的条件下
管理学校。但在这两个学院中，这一制度都未延续下去。早在 1650 年，管
理哈佛的就显然不是教授们，而是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而且这一状况保持
了下来。到十八世纪中期，当威廉与玛丽学院日趋兴旺时，士绅们显然已主
宰了这座学府。
美国学校管理的原型实际上确立于那鲁与普林斯顿，在那里社会的代表
们组成单一的理事会，合法地拥有并有效地控制学校，理事会成员并非学校
教员，而是些牧师、官员、律师、医生和商人。美国的学院不会是学者们的
自治行会。
外部控制附带产生了另一种制度，即美国高等学校的首脑制。在古老的
欧洲体制下，学院和大学的教职员实行自治。并得到历史悠久的赞助基金与
教会俸禄的支持，并无此种行政官员的一席之地。但由外人管理学校的美洲
体制造成了一种新的需要。学校理事们通常是缺席理事，他们既无时间也无
兴趣去管理，而学院教员中的负责者通常年纪较轻且又经常变换。在这种权
力真空中学校首脑便自然填补进去。只有他既代表教员又代表公众，因为他
是常驻该校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从技术上讲，他是理事会的雇员，通
常是其中最有知识者，因而成为其领导人。作为学校教员的首要成员，他也
为他们讲话。学校的声望甚至其存在都仰仗于他的宣传能力。他集学者和经
纪人于一身，被认为应将学识运用于日常事务，并将事务判断能力运用于学
术世界。在旧世界没有象他这样的对应人物，他是突破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墒
垣的生动象征。
29．高等教育代替高等学识
在美洲，学校成为扩散学问而非提高和永久保存学识的地方。“大学”
教育在美洲实际上成了本科教育。扩散高等教育的种种原因，无一是美洲特
有的，但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便形成了反对合法垄断和反对地理上集中的势
不可挡的力量。
宗教宗派主义和多样性。三个最早的学院（哈佛、威廉与玛丽、耶鲁）
都是为了支持各自殖民地的正统教会而建立的。它们是 1745 年之前的仅有
的几所学院。十八世纪中叶，“大觉醒”已经唤起了宗教热忱，激化了教派
对立，繁荣也使人们得到足够的钱送子孙到学院就读和建造校舍，直到此时，
殖民地的学院才开始纷纷涌现。这就是那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所谓
的“学院热”。当时在英国，甚至令人赞羡的异端学院都未能获得学位授予
权，而美洲各个教派的学校却僭取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才有的崇高地位。到
美国革命时，几乎每个基督教教派都有了自己的学院：新长老派教徒建立了
普林斯顿学院，浸札会教会复兴派建立了布朗学院，荷兰改革派教会复兴派
建立了拉特格斯学院，一个公理会牧师将一所印第安传教学校改成达特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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