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圣公会教徒与长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国王学院（即后来的哥伦比亚大
学）和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每个由某一教派自建的学院，是所有其他教派自建学院的另一个充分理
由，即要使更多的美利坚人摆脱自己竞争者的虚伪说教。而所有这些教派学
院叉为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自建学院提供了这么许多充分的理由，即要把青
年从愚昧的教条中拯救出来。这是个加速运动，一旦开始便难停止，仅在美
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才受到耽搁。1746 到 1769 年间，殖民地建立的学院为
前一百年的两倍，而 1769 到 1789 年间，又比前二十年增长一倍，并如此不
断发展着。这个运动势头正猛，似仍下会停顿下来。
这种竞争附带造成一种自由化的影响。尽管建校的那个教派可望控制学
校，但却不敢加以垄断。在美洲的条件下，十八世纪下半叶日益激化的宗教
对抗实际造成了跨教派的管理机构。虽然学院院长通常来自占主导地位的教
派，但通常必须为安抚敌对教派而让它们的代表参加理事会。国王学院是一
个圣公会的学校，但其首届管理委员会包括了四个其他教派的牧师；布朗学
院的管理委员会尽管是浸礼会教徒主持，但其成员中也有许多公理会、圣公
会及贵格会教徒。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从一个非教派学院发展起来的）的
二十四个理事中，六人代表了所有主要教派，包括罗马天主教。
在这许多新学校之间兴起了招徐学生的激烈竞争，因为在地广人稀的美
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个教派能单独提供一个学院所需要的全部学
生。因而，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学院不得已都不对入学学生进行宗教考试。由
此，一种非教派主义——它井非抽象的信仰自由理论的产物——成为美洲高
等教育的理想。埃兹拉·斯泰尔斯对此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 1778 年出任
那鲁学院院长，当时该学院依然受着冥顽不灵的托马斯·克拉普（他在 1740
至 1766 年间任院长）的狭隘正统观念的折磨。斯泰尔斯的宽容有助于复兴
该学院。他自然承认自己主观上偏爱公理会派，但却不敢受其支配。
在新教的所有教派中都有如此之多的纯洁的基督徒，我以自己的宽厚友好之情热情地拥抱他
们。每个教派都有如此之多的欠缺之处，所有各派都需容忍并友好相处。我不打算将自己的任
期消耗于派别纷争，我将以主要精力抵制任何教派追求至高无上和优越地位的全部要求和努
力，同时将促进和平、融洽与友善。
美洲殖民地已然开始发现多样性中包含着安全。仅在十年之后，《联邦
党人》（第五十一篇）的作者以预言般的智慧评论道：“在一个自由政府中，
公民权利的保障必须同宗教权利的保障一样。它在一个场合存在于利益的多
样性之中，在另一个场合则存在于教派的多样性之中。”十八世纪美洲的教
派增多和宗教热忱增长，已经产生了未曾预见和未经筹划（常常也是未如人
愿）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一个教派都缺乏强制的力量，而全都明智地“选择”
了以理服人的做法。
地理距离与地方自尊。遥远的地理距离不但驱散了宗教激情，同样也驱
散了那种本来会集中于一两个高等学术中心的文化激情。在美国从未出现过
要求建立一所全国性大学的有效活动。数量众多，种类不一的美洲学院，由
于彼此相距甚远，从未形成一个自觉的学人社会。在十丸世纪以前，争取使
各学院采取统一的录取标准及成立一个各学院总的社团的种种努力，也是软
弱无力和不成功的。PBK 联谊会（建于 1776 年）之类组织，虽然目的在于
成立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的跨学院社团，但影响甚微。美洲的院校显然
只是当地社会的学校。哈佛、威廉与玛丽以及那鲁都是由各自的殖民地创设
并为之服务的，它们所得的资助来自当地。
美洲学院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增加这个大陆所拥有的有教养者，而是为本
地区输送有学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袖。传统的英国学术的
大学中心与伦敦这一巨大的政治商业中心远远隔离，而早期的美洲学院却势
必居于各个殖民地事务的中心地区。威廉与玛丽学院设在威廉斯堡（布朗、
那鲁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所在地也与此类似），这就把学术活动和公共生活
联系了起来。在那里，杰斐逊那样的学生得以乘暇顺便旁听民众代表院的辩
论。这种所在位置既象征着美洲高等学识同整个社会的自由交流，也象征着
各地领袖人物与当地特殊问题的密切联系。
在英国，显贵家族将其子弟送往几个最好的“公立”学校，以后这些青
年绅士便聚集到了牛津与剑桥，即使仅仅为了狩猎与纵酒。于是，任何能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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