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以社会为中心
美洲经验的可取之处，恰恰主要是在现已明显成为公共保健问题的常见
病这个领域。有些疾病在欧洲仿佛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规避的一部分，但在这
里却能采取谨慎小心的公共措施来避免。有些在英国属于地方性的或不断流
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时疫的形式突然和极为令人注目地对社会构成威胁。
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注，与其说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不如说
取决于它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否强烈和深刻。按人口比例来说，天花在美洲
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少于英国，但它在美洲几乎毫无例外地是
以引人注目的时疫形式出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
儿童时期的常见病。一个人成年时，几乎肯定已经与这种疾病有所接触，要
么是他有抗病能力，要么是在得病后生存下来，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欧洲
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种时疫。美洲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欧洲人将此病带
入之前，美洲从 未有过天花，因而它在这里的流行程度远非那么广泛。许
多居民度过了儿童时期而没有得此病症。
在十八世纪，许多人不愿送儿子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为害怕
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国来访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尔 1702 年来到威廉与
玛丽学院时，对于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惊讶。他了解到，原
先将儿子送往英国学习的有钱人家，现在宁可选择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
不愿冒在英国感染天花的危险。休·琼斯牧师在 1724 年指出，“要不是害
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弗吉尼亚人本来是会受到英国教育的。
如果父母们愿意冒险一试，让他们想当牧师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弗吉尼亚的
教会可能就不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独立性。
由于天花在印第安人中前所未闻，他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据托马斯·哈
钦森总督后来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633 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
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没有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
切，死亡人数按比例而言超过英国人。以约翰·萨格摩为首的温尼西曼特部
族和詹姆斯为首的林恩部族的人几乎无一幸兔。”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一些
以往幸免于天花的印第安部落仍在被这种疾病听消灭，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数
超过百分之九十。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死于时疫的比倒在白人滑膛枪下的更
多。
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种时疫。它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整整
相隔一代人——席卷一些殖民地，使许许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
经的一种磨难，而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灾祸，整个社会为之瘫痪，正常的商业
和行政活动被迫中断。比较小的社区各种手艺人本来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
匠或枪械师便使每个人都陷入困难。仅就天花所造成的极高的死亡率这一点
甚至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公共保健是美洲医学的重点，新英格兰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在那里，组织严密的波士顿和清教徒对社会的关心为此设置了舞台。整
个美洲历史上向疾病开仗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
兰。医生、牧师和报界人士公开辩论如何对付天花的问题。出人意外的是，
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因不明真相而强烈憎
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 年）。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破除了把他
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
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科顿·马瑟兴趣异常广泛，善于观察和讲求实际。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
早先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
事实上，富兰克林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的布道，还读过马瑟的《行善篇》
（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是“默默行善”），并在他的《自传》中把它称为
“也许改变了我的思想，影响到我后来一些主要生活经历”的一本书。在这
本书里，他可能发现了一种文风，后来在《穷理查历书》中加以运用，使之
变得人所共知。甚至富兰克林组织的小社团——从指导思想到集会议事的具
体程序——看来就借鉴于马瑟组织波士顿街坊互助会的一套方法。因此，富
兰克林的事业中最具特点的一些做法，都直接受到马瑟的启迪。但是，比直
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两人思想上的近似。
用“加尔文派”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学术对立把马瑟和富兰克林分开，
是一个会使人造成误解的做法。这两个伟人在情趣和成就上的相似之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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