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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_夏东元【完结】(100)

  丁日昌在升任江苏巡抚的第一年所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筹建海军计划。这个章程基本指导思想与上文所述一致,其不同处,除三洋中的北洋驻地由大沽改为天津,南洋驻地由厦门改为台湾之外,还有:(1)洋各增大兵轮三只。上文提到,丁日昌是主张用中型炮艇的,这显然是为了防守,要同敌人战于海上和外洋并有进攻之力,非有大兵轮不可,他称大兵轮为外洋水师“第一利器”,甚至说:“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2)沿海择要筑炮台,以“与治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但炮台要克服过去的弊病,做到台之式、炮之制仿照西法,“演炮必求甚准,守台必求其人”。其他如练陆军、精制造等以与水师建设相配合等均有论述。

  60年代后期有志之士对筹建海军的酝酿建议,并没有得到清朝中枢的重视。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给予清王赣极大震动,迫使清政府对海军建设问题,不得不从60年代的“纸上谈兵”提到实践的日程,并由北而南地注重海防的建设了。安徽巡抚在天津教案后奏称:“已往之失,既已无可挽回,无所用其追咎;而未来之事,隐忧甚大,所宜早图补救。”应加强防务尤其是海上防务的建设。清廷随即据此加重语气说:“津案虽已了结,而蓄艾卧薪之志,不可一日或忘。”命令沿海加强防务,由普国藩、李鸿章分任其事。紧接着沿海督抚们表态并行动起来。直督李鸿章说:“天津为京师门户,各国官商往来辐辏,英、法、俄、美皆常有兵船驻泊,我亦须有轮船可供调遣,稍壮声威。”山东巡抚丁宝桢说:“洋人如再有侵略行动,“天津则其必争以为要挟之地,上海则必据以为根本之图,而其中间寄屯粮草,转运煤水,缓急可便于接济者则必在山东。”而山东的“扼要之区”则在登州,“得之则津海之咽喉可塞,是洋人之注意者在此,即我之所必争者在此。”基于这种认识,乃着手进行海防筹建,派员赴广东购造拖缯船14艘,并配齐洋炮军械,“以为水师根本”。其他如江督李宗羲、苏抚张树声等也在筹备长江口吴淞等处海防。

  据上所说,北洋海军海防建设70年代初期始得清廷重视,并把它付之实行。但中国正规的、较大规模的筹建近代海军活动,是在1874年日军侵台以后。在中日交战过程中,处于前线的福州将军文煜、闽督李鹤年和沈葆桢首先看到日本兵舰的优越,从而想购买铁甲船以与之抗衡。他们说:

  “彼既利欲薰心,未必甘为理屈。而所以敢于鸱张者,则又窥中国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国暗中之资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

  这是清朝官吏第一次提出购买铁甲船。清廷给予了“购买铁甲船、水雷及各项军火器械,均着照所议行”的准谕。但以西洋“异常利器,不准出售”,未能办成。不久《北京专约》签订而结束台事。但整个1874年夏秋间,有关沿海督抚及办台事人员的“筹议海防”,成为舆论的中心议题。

  《北京专约》签订后5天,即1874年11月5日,奕等即奏筹海防事宜,他们说:“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干我之备虚。”今专约虽订,日本必犹矫焉思逞,因此非大力筹办海防不可。他颇具紧迫感地说:“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不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于是在所提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中,尤其强调“另立海军”,把买铁甲、建炮台等海防事宜置于首要地位。文祥也认识到“日本……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应“将前议欲购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赶紧筹款购买”,不得以日兵已退“稍涉松劲”。清廷将奕等奏所提练兵造船等六条、文样购买铁甲船的建议和张兆栋附呈的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先后下达各省督抚将军复议,于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筹议海防的高潮,并基本一致地认识到建立近代海军的必要性迫切性。下面一段话最具代表性:

  “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将领不得其人,有兵如无兵;形势不扼其要,有险如无险。”

  有关督抚和洋务人员,共同认识到海防“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这种认识是可贵的,适时的。

  在“筹议海防”中,涉及到塞防为重还是海防为重的问题,清廷采纳了左宗棠所提海防塞防并重的意见。在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同时,任命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实际上清政府对于“海防塞防并重”并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偏重于海防的,用于海防的人力、物力、经费等远比用于塞防的为多。这种“偏重”应该说是对的。而在海防方面,表面上南北洋并举,实际上采取“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的方针。这在财力有限情况下也很难有所非议。向之论者常常以重海防为李鸿章咎。说李氏是为了扩大淮系集团势力。当然,李鸿章不可能不考虑到淮系的利益,但从当时形势看,海上空虚,其危险性大于西北。在财力、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偏重于海军建设是正确的。论史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动机目的为准,而是看其是否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利。下面一部分人的认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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