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强军及新建陆军对封建军事制度的变革还是很不彻底的，它刚刚脱胎于旧军，不可避免地保留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向军队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如新建陆军的劝兵歌，一开始就是“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募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军队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把士兵驯服成为清廷效忠卖命的工具和奴才。袁世凯还在各营房供设他的“长生禄位”，每天强令士兵叩头行礼，造就一种“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气氛，以使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便于他的驾驭控制。
（二）严厉控制士兵。自强军、新建陆军都制订了一套森严的军纪军法，涉及到训练、行军、宿营各个方面，对“结盟立会”造谣惑众”和“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都要问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要追究家属，士兵入伍时都要亲邻甘具保结。正像袁世凯曾自己夸口说过的那样，“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千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袁世凯就是靠他这正反两手维持着对新军的控制。
（三）上下级间的封建私属关系。不论自强军还是新建陆军，军队的创建者都和他的军官保持着一种封建性的私属关系，这不仅在于军队创建者控制了军队各级官吏的命运，并且就是在创建者本人调离后，仍能遥控该军，并对它发生影响和作用。自强军奉旨调往山东，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尽管早已离开该军，却仍要过问其事。这种封建性的私属关系，在新建陆军中，表现更为突出。袁世凯通过金钱收买，拜义父，拜老师，拜把兄弟，结儿女亲家，封官许愿，安插亲信等种种手法，培植自己的军官队伍，造成兵为将有、上下级依附关系浓厚的封建私属性质。
以上三个方面的封建残余，有的是军事改革不彻底的问题，有的则是同社会的封建性质相关联，因此不能单纯从军队的角度来分析论证，而更应从整个社会为背景来探讨分析。
自强军、新建陆军等新式陆军的创建，无疑首先是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的需要，跨入近代军队行列之新式陆军也确以一种新的姿态，为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起到了作用。在清政府的最后10余年中，新式陆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革命党人的起义，充当了清政府反革命的忠实工具。但是，10余年后，清王朝精心培育的新军倒戈相向，发动了武昌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清王朝“以兵兴者，终以兵败”！
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的觊觎，几乎与他们在中国架设电线同步进行；清政府也常常把外国资本主义觊觎铁路修建权之事，同洋商在中国架设电线一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反对。
早在1862年，被李鸿章称为“外托柔和，内怀阴狡”的英国翻译梅辉立，即在广东“倡为由粤开铁路入江西之议”。但经勘察，因“工程过大，事遂中寝”。接着，1863年正当中外反动派携手进犯太平军占踞的苏州时，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通过上海关道转请江苏巡抚李鸿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权。他们认为乘此苏州即将克服之时，提出这条“建筑铁路权利的要求，实为一适当之时机”。并随即筹设“苏沪铁路公司”。李鸿章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总理衙门作了“铁路与发铜线，事同一律，万难允许”的指示。李鸿章对此认识得更深刻和更严重些。他认为以俄国为开端的请架设电线，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英、法、美“三国所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他并怀疑，“三国同声造请，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商人”。他怀疑是从广东来沪的梅辉立所“唆使”，这也就是说，这些洋行呈请筑路与他们的政府即官方意见有关，故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后来历史发展表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
1864年，怡和洋行又邀请了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来到中国。斯蒂文生为了适应英国在华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抛出了一个所谓综合铁路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内容：以汉口为中心，东行至上海，南行至广州，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又从“东行”线之镇江北行至天津、北京。这样，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主要商业中心口岸，就将由铁路沟通了起来：不仅内省腹地与沿海乃至海外联系了起来，而且与西南方向的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联系了起来。从而“打开进入中国后门”。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总理衙门将此计划置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快地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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