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的时候，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也在那里筹办铁路。这位于1880年上奏清廷请修建铁路，从而拉开第一次铁路问题论争的刘氏，在8年后的今天，并不因清廷曾有“着无庸议”的上谕而改初衷，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并于1887年春动工，并身体力行地亲率兵勇修造10余里的路基以为楷模。但山阻工艰，1891年始工竣通车，1893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以经费不足未将工程继续下去，于是年2月停工，这时已接近中日甲午战争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显示了第二个回合的铁路论战洋务筑路派的胜利。这种“胜利”虽没有谁来作文字上的结论，却是事实的回答。历史趋势是抗拒不了的！
四、第三次大论战及洋务派内部的争论
四、第三次大论战及洋务派内部的争论
80年代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三次大论战，第三次是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围绕津通铁路的筹办而展开的。上节已经谈到，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后，李鸿章致函海署，提出由津“就势接做”到通州之议。之所以不接做到北京，想系怕遭反对者非议。海军衙门随即请办，其理由：“现造铁路出息抵用养路经费则有余，抽还造路借本则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实际上更主要的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与此同时，洋务派为光绪帝大婚准备的贡礼，京城一条7里长的小铁路的路轨建成，机车和车箱共为7节，用银6000两（据李鸿章说承办该路的法商德威尼赔贴不下4万金）。这件事影响颇大，它可使慈禧、光绪皇帝乃至大臣们亲眼看到火车的优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两件事凑在一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就是顽固派的群起攻击。
本来，顽固派从未停止过攻击，有谓海军衙门假报效之名滥售实缺者；有说李鸿章进奉小铁路，是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者。到1889年1月起爆发了一场很大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是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会奏；御史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会奏；尚书翁同龢、孙家鼐会奏；礼部尚书奎润与九卿言官等21人会奏。此后续有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土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人的弹章劾疏。他们反对的理由，除“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和铁路可试行于边地不可遽行腹地等老调外，强调通州“密迩京师”“漕运重镇”万不可建造铁路。“若置铁路其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危险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和压倒一切之概。
洋务派处在上述形势面前没有被吓退，他们迎头应战，以李鸿章为首对之进行反驳，李氏接连书写了：《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长文，逐条予以批驳，说理既甚透辟，措辞亦颇激烈。兹举数例：其一，对于余联沅所说：“铁路一开，即有数十百万生灵绝无生计非饥即盗”的论点，在摆事实讲道理之余，用讥讽的口吻说：“其平情之言乎？抑过当之论乎？议论朝政可如是之危言耸听乎？殆亦惑于道路之浮言而不察耳！”其二，对于徐会澧所说“外国设铁路以通远方，中国设铁路以迫禁近”的论点，进行批驳说：“外国铁路皆必由都会繁盛之处起手，由近以通远，中国议设津通铁路意亦犹是。今原奏不曰由近以通远，故倒其文曰设铁路以迫禁近，实不解其所谓！”其三，对品位最隆的翁同龢、孙家鼐的“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的论点，也毫不留情地批驳说：“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之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腹地之兵与饷仍望尘莫及。且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以上这些驳论，或讥对手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讽其对于铁路作用的无知。于此可见论战的激烈程度了。
接着，海军衙门、军机处会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观点归纳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端，并对之进行批评，请皇上将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抚复议，清廷下达上谕，著曾国茎、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10余督抚对于修津通铁路的各种意见，“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复奏结果，多数人都主张继续兴办铁路，先办边防漕路，津通路亦可试行。在复奏中冒出的新意见，那就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奏请缓办津通路，改建卢汉路的意见。这就引起了津通路与卢汉路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之争，这使第三次论战从洋务筑路派与顽固反筑路派之间的争论，转而为洋务派内部围绕东路与中部南北干路的争论了。
被奕誉为“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的张之洞，他把建造铁路的功用，密切地与振兴经济联系起来考虑。他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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