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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_夏东元【完结】(30)

  我称之为“借师助剿”变形的华洋混合军,除“常胜军”之外,还有由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和其他华洋混合队:在上海的有“中法炮队”、“中法洋枪队”;在浙江的有“中英混合军”、“宁波中英混合军”等。这些混合队的特点,都是以外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以华人为兵员。华尔洋枪队1860年6月成立时,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籍(菲律宾水手为主)为士兵。一年后有改变,即充士兵者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常捷军”等华洋混合队基本上是后一情况。“常捷军”亦于1864年10月由左宗棠将其遣散。

  上面所讲“借师助剿”都是指陆路而言,至于水路也发生过“借师助剿”事,那就是清王朝于1861年即由奕与赫德酝酿向英国购置的近代舰队,由于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史称“阿斯本舰队”。建立该舰队的本意是想用它从水路进攻天京,故属于“借师助剿”范围的事件。在议买该舰队时,从清廷中枢到上海买办官绅,都想握有对舰队较大的控制权。他们说:“买成之后,必须任凭中国雇用洋人学习驾驶,……唯我指挥。”这就与英国侵略者要想将该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下的图谋发生冲突。1863年1月16日,清政府委任李泰国赴英购买舰只,他与自封舰队司令的阿斯本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三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斯本不仅是该舰队司令,而且是清王朝的海军总司令。也就是要控制全中国的新式舰艇。李泰国在给英国首相罗素的报告中毫不掩饰他说该合同是为了“把(清朝)皇帝牢牢束缚住”。

  1863年9月,该舰队的8艘舰只先后驶至上海。清政府各洋务集团之间虽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处于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海军马上要被侵略者所占有的恐惧感之下,基本上都主张将这支反客为主的舰队遣退,都对它的进入加以抵制。其中曾国藩、李鸿章所起作用较为突出。这同阿斯本舰队与曾、李利害冲突尖锐及形势有利于曾、李有关。该舰队来沪之日,正是湘淮军“可以合围金陵,无须该船协剿”之时。清方以80余万两的损失费为代价,将这支舰队“请”了出去。

  叙述至此,可以谈一下“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了。

  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大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人与器的统一,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清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首先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于其军队。李氏在“与西洋军杂处”的环境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有较之他人更为优越和方便的条件。这就较容易地导致他对军火工厂的创办,从而导致了生产力变革。

  第四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①

  第四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在本书前三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直至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并付诸实践后,左宗棠因此举被顽固派阻挠以致20年停滞不前犹引为遗憾。

  其实,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性。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0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非洋火器不足以取胜,非自制火器轮船不足以长治久安。所以奕喋喋不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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