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丰顺汤坑人。父贤拔经营药店，早逝。少随叔兄课读，涉猎经史。20岁中秀才，曾任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因助李平吴忠恕起义军有功，捐授琼州府学训导。1859年以“军功”升任江西万安知县。1861年因庐陵县一度失守而被革职。后在曾国藩军营当差。曾氏派他前往广东办厘务和在提督崑寿军营督造火器。丁日昌先后铸造大小硼炮36尊，大小硼炮子2000余颗。李鸿章得知即请清廷饬粤省督抚调丁来沪任炮局委员，与韩殿甲一起主持洋炮局事务，“颇渐能窥西洋人奥窔”。
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开花炮弹和自来火，每月生产炮弹六、七千枚，交淮军各营使用。据薛福成记载：淮军所用自产的“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就且捷也。”这里虽把上海炮局的军火产品的作用夸大了些，但也不能否认它在镇压人民起义中的反动作用。
1863年12月，苏州被清军攻陷，李鸿章移驻城中，马格里等也把松江的上海洋炮局迁至苏州，占用了原太平军纳王所住的王府，局面较在松江庙字里大得多，但设备没有多少改善。这时，正是“阿斯本舰队”被清政府遣回英国之际。该舰队来华时，有供应舰队以军火武器的各项机器设备，“大有同时被送回欧洲的可能”，马格里向李鸿章建议，将这些机器设备全部买下来。李鸿章很欣赏这个建议，但不愿自己出面做这件事，于是组织一个小团体出钱于1864年1月将此设备买了下来。这样苏州洋炮局机械化水平大有提高，初步摆脱了手工操作进入机器制作阶段。
苏州炮局分外国汽炉和内地泥炉两种，所谓“进入机器制作阶段”，主要是指前者。李鸿章在描述洋机器运转情况时说：
“敝处顷购有西人汽炉，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之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上述机器每套数万金。由于机器并不齐全，不能制造轮船长炸炮，仅能锉铸炮弹。这座汽炉由马格里和委员刘佐禹综理其事。雇用洋匠4—5名，每月工资多者300元，少者100多元；中国匠人50—60名，每月工资多者30元，少者7—8元不等。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有4000余个。
至于内地泥炉，以及锉磨螺旋器皿，每套不过数百金。此局由丁日昌、韩殿甲分别负责。每炉约需工匠50—60名。一局每日可开数炉，每炉可得炮子50—60个，工紧时日可得炮子300余个。工匠需300余人。匠目每月工资20元至30元，散匠5—6元至10余元。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有6000—7000个，大小炸炮可得6—7尊。铜帽及铜自来火引门，均可仿制。所制产品价比购买便宜甚多，质虽不及洋货之精，但略可使用。
苏州炮局对于“尤为得力”的长炸炮还不能制造，只能制造短炸炮。受18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40金，受48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不过80金。炸弹大者须费2—3元，小者须费1元零。比之购买外洋12磅炸弹需费20两银子是便宜多了。李鸿章通过苏州炮局的制造实践，认识到发展机器枪炮局非进一步提高其机械化程度不可。例如长炸炮的制造，“非用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入手。”这种强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才的要求是很可贵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慷慨陈词地说：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责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是李鸿章在1864年5月间讲的话，距办成苏州炮局不到半年。李氏很快认识到“觅制器之器”的必要性，尤其是为了“觅制器之人”，他建议专设一科取士，并且，“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这在以八股科第取士的当时，在顽固守旧者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但这是时势之必然。其思想开明和高人一筹于此可见。
李鸿章在办苏州洋炮局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是他积极举办江南制造局的思想基础，因此，说上海洋炮局、尤其是苏州洋炮局是过渡到江南制造局的物质前提，是完全恰当的。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上海、苏州两洋炮局是安庆内军械所过渡到江南制造局关键阶段，百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则是李鸿章“觅制器之器”思想的实践和运用。
江南制造局由下面三部分机器设备所组成：一是容闳在美国购买的“制造机器之机器”；二是丁日昌在上海虹口地方购买的旗记铁广；三是苏州洋炮局丁日昌、韩殿甲所管辖的两局（两个车间）。现分别简述之。
首先谈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的简单过程。
容闳（1828—1912年），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出生于贫苦家庭。7岁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小学读书，13岁入玛礼逊学校。该校第一任校长勃朗于1846年回美，容闳与另两位同学随同赴美。到美后，先入麻萨诸塞州的盂松学校，2年后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博士学位）。学习期间，容氏即立下“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决心。1855年容闳怀着强盛祖国的满腔热情，毅然从美回国。回国后，多次更换职业：担任过美国驻华使节的文书；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海关职员；在英商公司和宝顺洋行任职；还自由经商3年。这过程中，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入侵时期。容闳愤清朝腐败无能，而去天京向洪仁玕作过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建议，无成。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正在安庆招募人才兴办工业的曾国藩。1863年容闳在安庆面向曾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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