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其所恃”不仅可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是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所必需。
鸦片战争后，列强凭藉特权倾销商品，洋轮伴随而至，旗昌、宝顺、怡和等洋行的轮船航行于沿海和长江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骤增，夺我厚利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福建省为例，50年代中期，“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遽呈争先恐后之状”。到60年代中，福州运往其他口岸的货物，已有三分之一改由洋船载运。从1861年到1866年，福州民船由59只减到25只，厦门由4Q只减到17只。这样，在外轮剧增的倾挤下，中国“向以民船为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北方的情况较之南方更加严峻。牛庄运载豆石的沙船，由2000余只减少到400—500只，向来运销豆石、豆饼去东南各地的江、浙、闽、广等地的帆船，资本亏折殆尽，以致船只休闲，无力转运，在船水手10余万人无以谋生。左宗棠对此有明显的反应，他说：“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甫，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定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阛萧条，税厘减色，富者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左宗棠从商业、民生、漕运几个方面指陈了外国侵略者的洋轮威胁、摧残了中国经济生活，从而提出了中国自己设船厂制造轮船的紧迫性：“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从经济上竞胜说也是如此。总之一句话：“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无论从军事或是从经济方面说，“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由上可见，专造轮船的马尾船政局的创办，固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左宗棠的主观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叙述马尾船政局必须稍谈一下左宗棠的个人素养。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一字樸存，湖南湘阴人。道光壬辰（1832年）举人。曾作塾师多年。就在他中举后，考进士屡试不第而任塾师之际，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加紧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员生凋敝，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之时。严重的局势极大地激发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他深忧“夷祸”之来，在与人书中表达了“论战守机宜”的抗敌方策，同时“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为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以为抵御强寇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要在疆域沿革之外特地“条列历代兵事”？左氏说，“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看到英国资本主义以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牵制吾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之厂”制造火轮炮船的设想。他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操胜券。这与林则徐、魏源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不谋而合。因此，左宗棠说读林公“前后各疏，与宗棠议论多有合者”，并非自负之言。
当然，左宗棠的设想，与林、魏的方针一样，在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一批官僚反对下，只能成为泡影，所以左氏后来有“廿年事局如故”之叹。20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宗棠没有能在鸦片战争中“制夷”以“师夷长技”，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将“师夷长技”提到实践的日程。左氏的“师夷长技”与曾国藩湘军一样是从使用洋枪洋炮开始的。在他1862年受命图浙时，才逐渐将制造火轮船的宿愿付诸实施。他回忆此事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才于1864年仿造了一条小火轮试行于西湖之上，这比之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小火轮晚了3年。左氏在高兴之余，以该船询诸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左宗棠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允之。德克碑于1864年9月交卸了常胜军司令职，于1865年1月奉左宗棠之命回法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这表明左宗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进一步明确和将之付于实施。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乃于1866年6月25日上奏清廷，提出大规模的设厂自造轮船的主张。他说：
“如虑机器购雇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这段话体现了以下几种思想：（1）“师夷长技”造船，不仅要购买其机器设备，而且必须暂时雇用其技术人员；（2）造轮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外寇，尤其要布置沿海各省“遥卫京津”；（3）设厂除造轮船外，也要造枪枝弹药和民生日用的商品。这一思想，与魏源早就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中讲过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等话，如出一辙。可见，左宗棠是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继承、发展和付之于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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