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作为一项首创的事业，自己设厂制造轮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办成功的。
首先是来自洋人的阻力。英人威妥玛、赫德等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福州领事在船政局正要诞生时，“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妄图把船政局扼杀于襁褓之中。左宗棠清醒地指出：“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左宗棠从这些事例中，看出洋人提倡中国“借新法自强”的实质，是要中国购买其成品，不让中国人掌握先进技术，以便他们达到对技术垄断的目的。左氏针锋相对地将“借新法自强”口号，作了与侵略者相反的解释和做法，那就是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做到中国人自己掌握造船技艺。而这正是洋人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为此，左宗棠对于自造轮船的计划实行保密。这是为什么？他表述道：“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竟嗜利，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别国有结好于我之意，彼必忌之：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其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为了扫破外国人“久据其利”，中国人必须自己掌握造船技术。这一点：左宗棠不仅认识明晰，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
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决不小于国外。顽固守旧目光短浅者流一个总的意见，是“雇买代造”，不必自己设局制造。他们提出一系列困难，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要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用洋人之难”；“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资，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等等。还有一些好心人认为，“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所以还是不造船为好。
为了扫除思想障碍和阻力，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直陈“易购雇为制造”的意见，驳斥了顽固派的种种非难，提出解决的办法：“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濬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购觅机器固不困难，使用机器制造也非难事，可“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逐渐做到自己操作；“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以益之”；“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约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学习，“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荐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资，及修造之费为难，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这些言论，一方面是对阻力的批驳，另一方面也是设造船厂的纲领。后来设厂造船的计划基本上按此纲要实施的。对于那些善意担心者，左宗棠也作了答复，他说：“非常之举，谤议益兴，始则优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这比之关于国家民族安危来说，只是小事中的小事，不足介怀，听之置之可也。左氏所想的是如何更快的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潮流。他指出，当今世界，西方各国讲求机器轮船之利，日本亦正在迎头赶上，独中国频年军务繁兴，已落后于人了！“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因此，中国必须加速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比较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造船工业，更应重视，应马上提到实践日程。他满怀希望他说，一旦轮船制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
左宗棠的设造船厂的意见，很快于1866年7月14日（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得到清廷的“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的批准上谕。左宗棠随即派按察使福建补用道胡光塘（雪岩）主持作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
造船厂的规模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如何？左宗棠都有明确计划和见解。他明知自造轮船困难极大：一无制作的器具，二无合格的师匠，三无识洋字、谙洋算和通晓洋书之人堪随洋技师学习，等等，但还是坚定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自造的目标要做到不依靠别人就能造成船只。那就是要从轮机到各部件均自我为之。左氏说：
“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见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见成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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