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又要求更换金陵机器局的锅炉：“上年军务吃紧，加工赶造，锅炉之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不惟炉机两项受伤，即汽缸亦因之磨蚀，以致损坏尤甚，势非更换不可。现经核实估计价值，共需英金一千八百四十八镑，照市价每镑合规银六两七钱三分，计规平折合库平银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两有奇，照案由江海关于制造二成洋税项下如数动拨济用。”
经过两次扩充，机器局规模相当可观，但生产的产品与先进的生产设备并不相适应。据英人贝斯福在1898年所见，金陵机器局“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至1899年，刘坤一报告金陵机器制造局的生产能力已达到了如下的水平：“宁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
金陵机器总局下属的各分厂分局中，以洋火药局的规模为最大。洋火药局厂址距金陵制造总局约3里，是185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托瑞生洋行，瑞生洋行又转托英国军火商黑鲁洋行，向英国某工厂订购了每日能制造1000磅火药的全套机器，又聘来了洋行的波列士哥德负责设计并监督建造的。火药局自1882年兴工至1884年建成。全厂四周有12呎的高墙环绕着。有8个45呎至80呎的高烟囱，有4架10马力至25马力的机器，有锅炉6个，抽水机6部，厂中还挖有一条小河。开设此洋火药局的目的原是因为上海制造局制造火药不够江防备炮台和留防备营的需要，每年要从外洋购入不少价值昂贵的火药，而且火药不能及时运到。刘坤一深感军火关系紧要，不可永远仰给于外人，故提出“必须自行仿造，就近兴办，则价值既廉，取用甚便，尤可就此研究，精益求精”。火药局开办费用，包括建厂经费和购买机器费用共约18万分两，常年经费为4万两，到1886年增为52000两。
金陵火药局各年经费收支情况如下：
金陵火药局历年收支表*（1884—1892年）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四），第205—206、212—213、215、220、222、225、227页。
从上表收支数看，火药局洋火药的生产是正常的。1894—1895年间，因中日甲午战争的需要，加造火药，共造成枪炮粗细各种洋火药31万磅，约用库平银40030两有奇。可见火药局在抵御外侮中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金陵机器制造局名义上是清廷委派两江总督经营，实际上由英人马格里掌握着全部局务，这不能不使企业带有一定的买办性。这可从马格里的表现得到证明。
马格里的专横跋扈，根源于李鸿章的纵容，马格里原系军医出身，对军器军火制造是外行，但他曾为李鸿章购买“阿思本舰队”的机器设备，办起了苏州兵工厂，为李鸿章镇压人民起义出过力而深得李氏的信任，“对于一切重要事务他们都密切联系着；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于是马格里更目空一切，竟然发展到随意“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以鞭苔或解雇。他非法地组成一个卫队用以保卫自己。他一再写信给李鸿章，责骂中国官吏，侮蔑中国工人。他在欧洲拿中国的钱大事挥霍。1874年他从欧洲回到中国以后，专横更甚往日。”马格里既是一个天赖之徒，又不真正谙熟军火制造之术，金陵机器局制造产品之劣便可想而知了。1875年，金陵局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演放时一再爆炸，先炸了2尊68磅子的大炮，并炸死了7名兵士。李责问马格 里，马不服气，又试放南炮台的大炮，结果又爆炸，幸好没伤及四周观众。在事实面前，李鸿章要马格里承认错误，但马格里蛮横地拒绝了，李乃将他撤职。马格里虽被撤了职，但李鸿章仍对他照顾备至，撤职不久，便“把马格里推荐给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臣郭嵩焘做顾问去了。”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是在奕授意下，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创办起来的。
天津机器制造局的筹建实际上经历了前奏、初创、扩充三个阶段。
早在1862年，崇厚在雇用外国军官训练洋枪队时，就曾在洋人支持下，学习外国制作枪炮的技艺，并进行仿造。同年9月，试铸炸炮，造成2尊，“装子试放，甚为猛利。”10月份，又“试铸大小炸炮，先后造成十尊。”这可以说是天津机器制造局建立的前奏阶段。
随着江南制造总局和马尾船政局的相继创建，奕为了防止汉族地方武装力量的过份膨胀，有效地控制在江南地区新出现的军火工业，特向清廷提议：“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需要。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而这些军火目前只有李鸿章在苏州经管的洋炮局能制造，而“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往他省调拨，匪惟接济不穷，亦属取用甚便。”清政府同意了奕的建议，并委派崇厚负责主持律局的筹建工作。从1867年至1870年，是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初创阶段。在筹办津局的过程中，崇厚主要依靠了一个名为密妥士的英商。此人为崇厚出谋划策，崇厚则对他言听计从，从采买机器，到雇觅工匠，直至筹建安装机器，一切惟密妥士是赖。1867年在天津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称为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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