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一语看，清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更着重沪、粤两地的方言馆。这一点李鸿章在筹办之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在洋人、买办荟萃的上海、广州办外语学馆，远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条件有利是明显的；其次，单靠京师同文馆的学员来兼顾沪、粤两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难的。故李鸿章说：既然广东、上海两口的交涉事件转多于总理衙门，“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可看出李鸿章想打破清廷对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权，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鸿章已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为中外交涉之外，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他在筹办广方言馆之初即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稗助。”
从李鸿章这段话看，识见远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其二，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出自1863年春间，据我所看到的同类意见，还没有比李氏早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处于“庄岳之间”的上海，而又正在身体力行地实地办近代军用工业，因而较早体会到学习外语和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缘故。
李鸿章办上海广方言馆在选取学生上还有与同文馆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一、“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入馆学习。这里强调“近郡”，就打破了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二、“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小官可以入馆学外语科技，这也是一个创举。这应认为是奕等于1866年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的措施的先声。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开馆，冯桂芬为之拟订章程12则，招正附课学生各40名，4年毕业。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华文教习则有徐雪村、华若汀诸人。王韬记其事云：广方言馆“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逼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这就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广方言馆于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开馆。清政府派镶黄正白旗汉军协领王镇雄为提调，汉军防御谈广枬、候补县丞汤森为馆长，江西南丰县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子登）为汉文教习，聘美人谭顺为西文教习。学生数额为20名，在广州驻防的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弟中，拣选资质聪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这种“附学”者，限定10名。以上说明广州方言馆在选学生上，没有上海馆广泛，是仍以八旗子弟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国及办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国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设法、德二国文字学馆，在原20名英文学生中，“择其学有成效者十名分拨法、布二馆，每馆另挑质性聪颖兼晓清、汉文义者五名”，“三馆俱以十名为额。”合共30名。每馆可招收附学生各5名。除原英文馆10名学生学法、德文的同时仍须定期复习英文外，其他学生只须专习一种文字。这个教学原则还是对的。但比之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学习算学等科学知识来说，就显得不足了。
广州方言馆的教习、学生待遇，都优厚于京师同文馆，汉文教习年薪480两，另给纸张笔墨书籍等项银每月4两，饭食日给120文；洋文教习年薪1200两，另给纸张笔墨银每月16两。学生每月各给3两膏火银，另有桨赏银等补贴。
京外同文馆除上海、广东外，东北珲春于1887年3月25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设立“繙译俄文书院”。此为“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亟”之举。因“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与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当差人员，于俄请、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来照会，多有隔阂误会。”故必须设立“繙译俄文书院”。
其他如台湾于1887年也设立了西学馆和另一些地方设立类似的学习语言文字学馆。那些学馆大多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兼习外国语言的学堂，与同文馆性质有所不同。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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