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
心。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和文化征服
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
的浩劫。相反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僻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
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
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
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法衔接的断裂层面。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
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否则，兵马俑写实
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
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
裂和遭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
国文明衰落直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
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
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木”后，诸家学
说才日渐萧条冷落。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
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
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
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
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
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
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
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
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
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
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
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
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
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
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
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
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
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
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
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
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愚腐学子。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
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
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
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
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
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
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
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
坑杀儒士? .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
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
秦始皇并未“坑儒”，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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