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的单
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
的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
秦国有兵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
数千乘，而骑兵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
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
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左
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至2％，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
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
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
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
也不过是8％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
的一个部件——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
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
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
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
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
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
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旱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
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
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冯死于公元415 年）出上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
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
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
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
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
习惯并有蹬产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兴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
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
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
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
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
奴趁汉朝未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
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单于
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
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
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
马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
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
初步胜利。到了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
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朗中令周武为将军，发
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
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
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 年—前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
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
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
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
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匈
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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