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焚,那么土层塌陷后这些俑头、马头又是如何跑掉的?这又是一个不解
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已得到
了大面积的清理,昔日的风采再度向人类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个古代军阵
指挥部的形貌也一览无余地出现在后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
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史上唯一的发现。它的建筑布
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
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就在三号俑坑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西侧150 米处钻探出一
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墓室面积约为30 平方米,深达12 米,四周有二层台,
北边的斜坡墓道长约40 米,墓室内曾钻探出木板朽灰。由于它的位置与三号
俑坑相隔不远,因而,考古人员在《三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曾推断:“此
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内的指挥者?这些还
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
墓主人是否是军阵的指挥者暂且不论,三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却让人们看
到了一个古代完整的军事布阵图: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在春秋五霸以前的战场厮杀,军队的指挥将领要
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在军阵之前或在军队的前半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和战争次数的增大增多,军事将领的位置也随
之向后移动,至战国晚期,军事将领所处的位置已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组
成了军阵的首脑机关。从三号坑可以看出,秦代军队在战争中指挥机关已独
立出来并置于整个战阵布局西北方向。这个指挥机关的产生和位置的选择,
既有利于将领研究制定严密的作战方案,又便于观敌瞭阵,知已知彼。更为
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避免出师未捷指挥将领首先阵亡的
情形。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古代
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
变得特殊。我们看到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
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
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文饰,同时在
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2 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
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上往往只有3 件陶
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为4 件陶
俑,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
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
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御手,但似乎又低于一
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
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4 人的指挥车。三号
俑坑的战车无疑属于这一类。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
期的驷乘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袁
仲一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结论:“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
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的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
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
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也可完全否定这种“导行在先”的理由作为指
挥者的“专车”,以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俑坑南北两个较大的空间,所以称为厢房,是考古人员在两个空间
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
距离环首铜钉4 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 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
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
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
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
厢记》中情意绵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
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的寝室,并没有男女之事的
异常情况出现,只有40 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这
类的遗迹,相向排列着22 件武士俑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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