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在外地找一个老汉来值班，在未找来前，叫我先从发掘人员中抽上两个人
临时值几天班，于是，我从发掘人员中抽调3 人值班，直到1986 年12 月27
日王学理从咸阳叫了一个叫冯孝民的老汉，接替了发掘人员抽调的3 名值班
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就由冯孝民老汉一个人值班。直到将军俑头案发后的3
月5 日，我提出大厅后面要再增加人员值班，只一个老汉昼夜值班恐怕要出
事。会上，王学理才同意增加一人，后来我又坚持增加了一人，这时大厅后
面包括老汉在内共有3 人值班。当时值班人员问我，已交给秦俑馆的文物咱
管不管，我说都是国家文物，也应该给看管。
“在这期间，王学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戴上徒有虚名的保卫干部的挂
冠，但均遭到了我的拒绝。我知道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也无能力无条件负
这么大的责任。因我不接受，还和他吵过几次，我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一口
一个保卫、保卫的，具体他说我只是负责兼管大厅的几个值班人员，要搞队
上的整个保卫，咱们工地大，文物重要，我是个业务干部，既看两个探方，
又分工管理考古发掘现场，抽时间还要搞业务矾究，是根本兼管不了整个保
卫工作的，你从上面要个专职保卫干部不是更好吗？王学理对我说：我养活
不起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
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又从考古所叫来
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的以上理由。
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既然队上
找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
干部，落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
头被盗。”刘占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显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在听我发表
自己的见解，然而，我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盘，继续听他
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处分决定称：今年二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
虽未明确让我代职，但让我招呼队里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
案。事实是，今年二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
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又突然决定去北京。在
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明确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代职，只是分头
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待给我的工作有二：一是招呼好节日
值班人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对于修复上的工作和放将军俑
头的仓库的钥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二月十二日，
我结束了院子管理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十三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
理，十八日修复上的将军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
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致使他焦燥不安，在屋里
来回踱步。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丈夫越发黑红的
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痛快的事
吧。”
“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馆和
考古队都不承认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
的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是较复
杂。”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半部、
中半部，后半部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
也就是又全部用土埋了起来。到1980 年时，前半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
来，并经过修复，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半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半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
部分，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按规定秦
陵考古队要将前半部和后半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
只有中间那一块。可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
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于文物保卫中的协议中糊里糊涂地写道：‘前五
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至于后半部的
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出。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
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出了。1987 年3 月27 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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