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
上面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
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
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
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 .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
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
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
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同秦陵考古队无
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需要进一
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洲
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
你交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
鸿钧协助，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
协助你，只要他给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
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
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
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
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
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
他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
就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
馆移交时，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
因为在1985 年11 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
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
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
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鸿钩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
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
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
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将军俑头案发
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示：只
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
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的编写会议，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
负责工作，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 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
知杂品库门被撬，26 日赶到工地后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
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是有文物责任感的，
作为邻居，我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的，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
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
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窃事故。至于发生在1986 年7 月和1987
年3 月20 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
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失的，两个俑头各有
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而1987 年2 月17 日被盗的将军俑头则是原
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陵考古队
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
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
房，新购有六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新发掘的五个探方，
对出土的文物及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