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
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
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 年66 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
宜，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 年6 月29 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
头被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 年7 月24 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
到考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
者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 年11 月19 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
告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
从我报告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
很清楚吗？说穿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
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 .”
“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员时是
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
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
然。”他答。
“那? .”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
知了我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 月3 日召开的干部会上，
就临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
员的管理。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9 人值班，日值班5 人，夜班4 人，每班2
人，日夜轮流，并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在生活区安排值班3 人，
另有2 人作杂工并随时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 年11 月8 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
指示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8 人，生活区留2 人
值班，由刘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工工作。至1986 年2 月5 日，在安排
春节值班期间，确定大厅的8 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3 人。3 月下旬，由于
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作，根据新的情况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来考古队的
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
中队驻进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人员在营房同考古队间修筑了一道隔墙，
并请人焊接了两付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11 点锁门。从此，考古队有了自
1974 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这期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
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
厅和生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
就考古队工作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三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刘占成满口
答应，一再说：你放心地走，队里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
钥匙交给了刘占成。这一安排在2 月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作过汇
报。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
叫他负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
然取消的云云。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而
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
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
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
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我给刘占成交待了工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
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
呼大厅的假话。对这种话，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并且形诸于文件，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
副省长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
了你局、所严重的失职和渎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
也是原秦俑考古队某领导人的过失。客观地实事求是他说，我非但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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