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个水手”仅指湖口的盐船案；而镇江的趸船移泊关系江堤可能坍塌，危及垸内数十万人的生命，却避而不提，再说“死一个水手”就是小事么？“马嘉理案”也才死一个翻译呢，可你威妥玛却掀起翻天浊浪，百般恫吓，险些就发动一场战争。
想到这里，郭嵩焘把心里想的委委婉婉地说了出来，并说：“我们的照会虽只发了几天，可案子已拖了两年了。”
威妥玛正在喝咖啡，闻言放下杯子说：“要说两年也事出有因——此案敝国派在上海的领事麦华佗博士本已作了了断，可你们原告不服才拖下来。眼下交涉到了外交部，外相慎之又慎，要派大员专办，这就必先调集案卷，派员复核。须知我们是法制国家，听讼时为免出偏差，手续十分繁复，怎么能在近日就能答复呢？”
其实这也就是答复。可发生在大清的事，为什么大清的官员不能根据大清的法律作出裁决，而要交由洋人审理，官司拖了两年，又从上海转到伦敦来，何以舍近求远呢？话说到这份上，自然归结到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之一的领事裁判权了。
郭嵩焘想把话说得委婉些——在这件事上，威妥玛是关键人物，他是现任驻华公使，有关大清的事，外相以他的意见为主。
正想缓缓进言，不想刘锡鸿先发言了。
这些日子，刘锡鸿也研究了不少外交文件及国际法准则，故开口也有理有据。他说：“这事归根结底错在领事裁判权上，根据国际公法，外交豁免权是正当的，领事裁判权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们的传教士、商人在我国犯了法，我们官员不能管呢？所以，我认为，要想两国永远相安，应该重新考虑修改中英条约。”
话未说完，威妥玛立刻站了起来，手一挥，打断了刘锡鸿的话。
自从日本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的条约后，外相德尔庇已料定清国公使必然效尤。尽管英国与欧美各国的条约都无领事裁判权这一条，他们也料定清国公使已掌握了有关情况，但仍一脚踩定条约不能修改。威妥玛已接受外相这一训令，故当刘锡鸿才开口马上堵他道：
“郭大人、刘大人，你们今天究竟是为了两件具体的案子提出商讨，还是要公开指责我们的前任政府呢？如果要撕毁前任政府已定的条约，那正好，才签订的《烟台条约》墨迹未干，我们的国会尚未批准呢。”
一见威妥玛突然变脸，郭嵩焘认为刘锡鸿出言太陡，忙用和缓的语气说：
“不要急，威大人还是坐下来吧，都是老朋友了，见面何必激动？我们算是朋友之间的谈心吧。”
威妥玛见郭嵩焘态度从容，相比之下，自己却是急躁了些，于是坐下来，但仍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说：
“谈什么？谈你们不想履行条约？”
郭嵩焘说：“此话从何谈起？要毁约我们何必来？须知本公使来到贵国就是为了履行条约的。不过，中英之间历次所订条约确有不完善之处，应该斟酌、修改，刚才刘大人的意思便在这里。”
威妥玛一听，鹰眼直逼郭嵩焘，连连追问道：“斟酌？修改？条约就是为了约束双方行为而签订的，订者，定也，怎么还可修改？反复无常、信口雌黄怎么能取信于人呢？”
郭嵩焘望他冷冷地一瞥说：“阁下不必把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中英之间自第一个非正式条约——《穿鼻草约》起到眼下的《烟台条约》止，其间屡有更改，《南京条约》就是在《穿鼻草约》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是在《南京条约》上层层加码，只不过每修改一次，更加有利于贵国，敝国则更加不堪罢了。再说，条约每十年修改一次本是列国的规矩，也不是我们兴起的。”
填海补天也枉然(6)
威妥玛经郭嵩焘一反驳自知失言，但仍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本人认为英中之间所有的条约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订，十分合理，且经两国元首盖印，经敝国国会批准，毋庸再议。”
熟悉中国朝章典故的威妥玛此番终于用了一个“毋庸再议”了，但郭嵩焘从他话语中看出了心虚和强词夺理。事情既经刘锡鸿点明了，他决心率性说下去，于是说：
“不然，这以前敝国尚未开放，在事大臣不谙外交，也不知一些外交原则，故不该答应的事也答应了，就如领事裁判权，据本人所知，这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立的，并不针对文明国家。我中国为五千年文明古国，当今皇上、太后为一代仁厚之主，内修法治，外睦友邦，贵国视我大清为野蛮国家，乃是不友好的行为。”
郭嵩焘原想这一番话入情入理，应可折服威妥玛，不想威妥玛竟连连冷笑道：
“既然阁下有此一说，本人不妨把话挑明。不错，领事裁判权确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因为敝国法令乃根据耶稣基督的教义——要拯救有罪之人的灵魂而不是惩罚肉体而设。故一向宽大人道，敝国人民也习惯在这种宽松法律下生活。贵国自诩文明法治，据本人所知，法治极不完善，严刑峻法、贪污卖法，种种不人道的事屡有所闻，凌迟、腰斩、宫刑、幽闭等等骇人听闻的条文更载入堂堂律例，如果我们不用领事裁判权来保护我们的侨民，一旦误触刑法，难道让我们大英帝国的公民也遭受凌迟、腰斩的酷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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