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讲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和政事，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人口与国家的关系，汉魏之际的政论家徐干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敢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中论·民数篇》)粮食器物是人生产的，赋役、兵役都要人去服务。缺少人，一个政权就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和可供役使的人。为增加人口，统治者就采取了强迫人民早婚的措施，就制定了汉惠帝等的那些政策。
政府为使少年早婚，提倡简化婚仪，节俭办婚事，前面提到的北周武帝诏令中『以时嫁娶，务以节俭，勿为财币稽留』的号召，就是讲的这个原则。如果婚姻双方竞要财礼和嫁妆，贫穷之家很难及时婚配，更不要说提前结亲了。早婚令是权宜之法，但提倡婚事中的俭约，如果能在通常法中加以坚持就好了，可惜历朝统治者虑不及此。他的眼光盯着人口，是为向臣民要赋役，当人口多了，就不注意提倡节俭婚姻了。
在颁布的强制早婚法令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政府提倡寡妇再婚，如前述贞观诏书表述极清楚。唐以前的人们对再婚女子并不或不怎么歧视，但对守节的表示赞扬。贞观令讲孀妇丧服期满，政府就要求她再行婚配，当然，对于坚持不改嫁的也不强迫。妇女二次结婚，本应同男子一样，是她的权利，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却对二婚女子横加指责，可是在早婚令实行时，政府就鼓励女子再婚，在客观上也是对守节观念的冲击。
在实行早婚令时，政府往往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民人婚姻，如魏孝文帝到山西巡视：『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魏书·高祖纪》)让宫女同贫民结婚，解决怨女旷夫的婚配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是一种善政。
早婚令实行中，有的政府在赋役政策上奖励民人生育。越王勾践规定，孕妇将要分娩，公家派医生看护，帮助产妇催乳哺育婴儿，如果一胎三子，公家派乳母，一产二人，公家给食粮，资助产妇家庭把婴儿养好。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法定，百姓家生养儿子，免除他家两年的徭役(《汉书·高帝纪》)。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令，过去百姓产子，三年不收他的算赋，现在增加一条：给孕妇保胎粮三斛，豁免他丈夫一年算赋(《后汉书·章帝纪》)。暂免赋役，对于贫苦人民保胎保婴有实际价值，有利于婴儿的生存、成长。后世政府发展这项政策，对一胞多胎的产妇家庭给予物质资助，成了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总起来看，历朝政府为增加人口，强迫民人早婚，甚至把不行早婚的男女当作罪犯来对待，是极没有道理的。强令少年结亲，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是一种摧残。
因此，即使在人口稀少之时，强制早婚的政策也是荒唐的，不足取的。人要在生理发育成熟了，才能结婚生育，这既符合婚姻者本身的利益，也是人类优质再生产的前提，早婚令恰恰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要求。它反映古代统治者把人当作一种生殖劳动力、兵力的工具，他们根本就不把平民当作人来看待，这就是封建时代不讲人性，是它的野蛮的表现。
早婚令提倡节俭办婚事，主张寡妇再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惟因它同增殖人口的迫切要求结合在一起，当这种迫切性减弱时，就不再强调这些了，所以它的积极意义只在短期内有效。就其本身讲，也不是早婚令的固有内容，无需过分看重。我们只能对早婚令持批评态度。
人口数量关系着政府的赋役多寡，历朝政府总是希望增殖人口，当人口锐减时尤其如此，这是维护历朝统治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人口增长并非对社会发展总有好处，统治者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在现代人口爆炸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之后，如果还不认识人口爆炸的严重性，那就是不能原谅的了。
第二节 溺婴的父母
《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明周朝以来，父母对生儿子和女儿的截然不同态度，故后世对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下体遮以衣裳，给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将来要到外面活动，要做官，而生女孩，将来不过在家内劳动和纺织，没有出息。
由于对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婴儿一诞生，就给以男尊女卑的待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
汉元帝时，谏大夫、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指陈时政的得失。他讲当时的一种现象：百姓『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时百姓溺男婴是一种普遍现象。贡禹又分析产生这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自汉武帝起，小儿到3岁出口钱，15岁拿算赋，百姓害怕这种人口税的负担，不得不溺杀婴儿，他建议推迟人头税的年龄，改为7岁出口钱，20岁出算赋（《汉书·贡禹传》），以减少人民溺男婴的现象。
西晋初年，还没有统一吴国，巴郡邻近吴国，徭役特多，人民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养』。王浚来当太守，减少徭役，凡生育者一个时期内免去徭课，因此几千家存养了男婴（《晋书·王浚传》）。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太守是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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