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就不能不出现不敢结婚，不敢养子的情况（《晋书·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王鼎传》）。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婴的建议（《宋史·赵子尽传》）。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这是怕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溺女婴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六反》：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说明溺女已是人们的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时，『世人多不举女』，表明溺女婴者多，颜之推在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地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颜之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金华府人『产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人物》)。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传》）。浙江新昌人弃女，县令采取刑法处断的手段严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婴存活下来，他离任时，女孩的父亲为他送行，向孩子们说他才是你的真正父亲，表示感激（乾隆《绍兴府志·人物》)。万历时，刑部侍郎吕坤指责恶劣的风俗，把江南溺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现象（《实政录·恶风十戒》）。江西万年县人『弃女者载道』，广东番禺人、知县麦秀歧回家乡请来十几个乳母，抚养被遗弃的女婴。
天旱，上司指示他举行祈雨仪式，他不听，说干旱是百姓不仁弃女引起的，只有杜绝了溺婴风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广东新语·事雨》)。崇祯时福建浦城县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阳合志·义行》)。终明之世，溺女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着。
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这几个省的溺女习气确实严重，此外浙江之风行不亚于福建省，只是魏裔介没有说到罢了。
古人为什么溺女婴呢?我们从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乾隆间编撰的《泾县志》讲该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资乏者懮异日之赠奁。』(《风俗》)这里提出的是两条理由，一是没有男儿的希望现在奶孩子的妇女尽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怀孕，所以淹毙女婴以断奶。二是怕女儿长大，赔不起嫁妆，干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区赔嫁之风盛行，如安徽宁国人『皆以无厚奁为耻，往往有因嫁女而破产者』（同治《宁国县志·风俗》)。『嫁女破家』，成了许多地方的民谚，可见厚嫁的事实，而且厚奁有传统性，不好改变。如明朝浙江温州项氏家族的家训讲：『吾温风俗，百金嫁女，犹谓不足；十金教子，则鼻大如靴。』形象地说出厚嫁的情状。到了清朝，人们还说当地『奁资盛而溺女』（光绪《永嘉县志·风土》）。光绪年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上书，说民间溺女，有因『抚养维艰』而淹毙的（《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刑律斗殴》），是说贫民养不起女儿而被迫淹溺，这是溺女的第三个原因了。
《点石斋画报·溺女显报》溺女是残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数的统治者在那里禁止，可是大多数父母却认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贫穷，生活条件差，女子劳动力弱，生产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经济就更差。早在汉代社会上就流行『盗不过五女门』的说法（《后汉书·陈蕃传》)，就是讲有几个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穷，小偷也不会光顾。人们以为女儿造成家庭贫困，不要女儿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说为了养儿子而不要女儿，人们也认为是常情，因为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子是香火接代人，两者只能取其一时，只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就这样把残忍不道德的事情当作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那时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间编写的《雩都县志》卷五《风俗》说：『溺女为俗，相沿已久，皆以为当然。』把溺女当作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资料记载，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父母溺女时的思想：宁波一个男子连得两个女儿，先后淹死了，到第三个女儿出世，改为焚烧，并绑上石头投到江里。当时有几百人围着观看，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若还是采取淹死的办法，怕她投胎再来，使用火烧的法子可以断绝她，下一胎好生个男孩（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轻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儿还以为得计，做得那样『理直气壮』。安徽旌德县人方兰生连得五个儿子，妻子舒氏又怀了孕，别人根据他的思想状况，断定他生女儿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闰章的《溺女歌》劝他生女儿也要存养，他犹豫不决，妻子怀胎13个月生不下来，这才害怕溺女违犯天意，决定生女孩也要留养。有个叫谢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儿的主意，后来有人给他讲《溺女歌》，他才醒悟，留养女婴(施闰章《愚山先生别集·矩斋杂记·戒溺女》）。方、谢怕『天谴』才改变主意，一般的人没有人给他们讲这种『道理』，不知惧怕，自然不以溺女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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