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卡纳里斯在大本营作报告时，贸然对东线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希特勒的脸色当即变得煞白，一步冲上去，揪住这位海军上将的灰制服衣领，用一种异忽寻常的力量往自己怀里一拽，大声吼道：“您是不是想说，是我打了败仗，您这个恶棍！？”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卡纳里斯就被解职了。目前国内的真实情况──整个社会民怨沸腾，人民疲惫不堪，悲观绝望，三年前还是坚不可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思想全面崩溃──这一切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身材矮小的语文教员，戴着夹鼻眼镜，总爱不时地搓动自己那双漂亮的小手，象是冻僵了似的。此人就是党卫军首脑亨利希·希姆莱。就是这个人，他十分清楚帝国大势已去，正在滑向深渊。所以希姆莱不仅密切注视着反希特勒将军们的密谋，等待时机，而且还采取着自己的步骤，企图通过帝国保安部门的第六处同西方某些集团建立联系。这个保安处是负责政治侦察工作的。希姆莱对格德莱尔与杜勒斯在伯尔尼进行的交易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非洲战役的独臂英雄、把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作为谈判条件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没有加入密谋集团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等待。但并不只是等待，他还采取自己的措施，但又绝不步将军们的后尘。他认可了（当然是间接的）将军们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活动，因为他得知：将军们与杜勒斯的人对话中谈到希姆莱，是把他作为唯一可以成为实际助手和政变靠山的重要任务来谈论的。这是因为与反对派将军们有联系的希姆莱的暗探郎贝恩随时都向他提供消息。而对郎贝恩，希姆莱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他是个经过多年考验的心腹人物。对反对派将军们的力量的间接认可和许诺是希姆莱在斯德哥尔摩的个人代表克尔斯滕博士作出的（自然，这是在希姆莱确实搞清楚将军们是把他，而不是把别人推举为事变后能控制住德国和继续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重要人物之后）。一九四三年秋天，克尔斯滕博士来到斯德哥尔摩同自称阿布拉哈姆·休伊特的美国外交官进行了联系。经过几天试探性的接触，休伊特告诉克尔斯滕，他同意帮助希姆莱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条件是：解散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德国实行自由选举，解放所有占领区，惩办战犯，对帝国军事工业进行监督。
克尔斯滕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党卫军首脑。党卫军首脑问：对他希姆莱将做出何种保证？是否会保留他的权利──不是作为党卫军首脑和党内元老，而只是作为普通人希姆莱的权利。
休伊特在等待，希姆莱一再催促。党卫军政治侦察处的头目舍伦贝格亲自飞往斯德哥尔摩，担当了同休伊特谈判的角色。希姆莱每天都收到舍伦贝格发来的电报。他在各战区四处奔忙，为了能入睡，每天夜里都要服药；他步行走许多路──卡纳里斯那种每天早晨骑马散步的贵族派头很使他恼怒；每天他都要阅读歌德的作品，然后又突然把书合上，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发呆，脑子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只言片语在紊回──而且大多是一些词的后缀和动词的词尾。
最后，除了不同意审判战犯的条款外，他接受了美国人的全部提议。
“只存在一种犯罪形式，”他说，“那就是刑事罪。战争，正象我们的思想敌人断言的那样，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政治家是不受审判的，正如不能用监禁的办法惩办败北的棋手一样。”
希姆莱接受这些条件，使美国谍报人员证实了希特勒党内领导的分歧和瓦解──第一，证实了反对派将军们的实力；第二，存在着希姆莱这种能帮助实现政变的重要人物；第三，他竟能接受连‘保守的革命者’卡纳里斯在伊斯坦布尔与美国谍报人员谈判时都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
所有这些与西方的谈判都是希姆莱的人在“摸敌人底细”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元首知道了，希姆莱也会使他相信，这不过是在政治侦察中同敌人耍的普通把戏罢了。
但与此同时，希姆莱趁在希特勒那里的几次会晤的机会，特别留意观察那些参与反希特勒密谈的将军们的神色──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过他们密谋的录音。
他注视的那位长一双微凸的蓝眼睛的将军显得局促不安，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而后尴尬地笑了一下。希姆莱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也笑了笑。
这之后希姆莱得到了情报，说西方联络人、银行家瓦伦贝格对叛乱理论家格德莱尔说：“千万不要动希姆莱！只要整个矛头对准希特勒，他是不会妨碍你们的。”
在专门对方共产党人的盖世太保某处破获反对派中的急进组织与德国共产党代表建立的秘密联系之前，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逮捕是在希姆莱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抓捕共产党人用不着高级领导人批准。但糟糕的是，盖世太保的人出乎意料地破获了那些与反对派中左派将领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点。希姆莱知道的秘密逐渐为盖世太保知道了。整个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弄不好，该组织的这位创建者有被撤换的危险。此人在历届党代会上都站在元首身边，为元首的讲话鼓掌，并在自己的演说中赞美元首，但同时又在进行着交易，企图用元首的性命来换得他希姆莱自己的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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