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汉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延及东汉，光武帝本是太学生，在军中夺天下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间的儒业亦十分发达。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都分别出现了专门研究讲学的著名学者，形成了与后世朱程等人的“宋学”相并称的“汉学”。当时的经学门户壁垒森严，士人崇尚名节，弟子以坚守老师的学派门户为最高荣誉，相互标榜，品评砥砺。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时初设的五十人，猛增至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势力。
再加上汉朝官员选拔制度为地方察举制和公府征辟制，士人入仕，需要有关官僚运用察举、征辟的权力进行考核和推荐，从而与这些官员们结成集团，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样形成党派之争就在所难免，在汉代主要是士人内部小集团之间的小斗争以及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大斗争。
清议形成
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为，大肆搜刮外，还把持着官吏的选拔大权。他们滥用亲朋，混淆黑白，让很多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无法入仕。当时民间流传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面使失去晋身机会的士人对现实社会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发出打击黑暗势力的呼声，他们联合起来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直接针对的是宦官势力，遭到其*，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那么，东汉末年的这种清议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
本来察举及征辟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德”。当时，德行高洁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辅翼圣教、敦睦民风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没有一个办法将其量化考核，所以，察举、辟召主要就靠社会舆论，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这样，品核他人就开始为社会所重视，这种人物评论的风气就渐渐流行开来。
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士人们的评论就慢慢发生了变化，此时由于宦官专政十分严重，评论就不单单是为了推举与选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为它的一项职能。清议成为士人在政治、社会上最初始的一种势力表达。桓帝时的太学生达三万人，他们和朝廷中的大臣声气相通，倾动天下，抨击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两部分人的结合，使得东汉清议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中下层社会了，而开始“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这也是党锢之狱兴起的缘由。
东汉时期儒学的兴盛，客观上也使士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儒家对德行修养的强调，很快转变成士人“重德行轻功业、重德行轻利禄”的价值实践。这样，追求功业、利禄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强调德行修养，反而成了大多数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从反面更加让士人们对功业、利禄失去兴趣。社会这样的发展使得汉代的士风从温柔敦厚逐步演变为张扬自我。
士人们的结党使得政府的舆论控制力下降，给了士人清议一个相对于前后时期都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清议风气的发展。这样清议遭到打击也是迟早的事，一场党锢之狱呼之欲出。
党锢之狱
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擅政，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纷纷退隐山林。桓帝时，更多的读书人或逃入山林，或躬耕田里，或隐居讲学。表面上是与世无争，实际上是对外戚与宦官的极度不满。太学生数千人因外戚宦官任用私人而无用武之地，他们对宦官当政十分怨恨。于是，形成了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反宦官政治团体，同时，他们又吸收社会上有学识、有名望的学者加入，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从而使太学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7)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任上，因为宦官赵忠葬父超过规制，将其挖坟剖棺，并逮捕了家属。桓帝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阕请愿，桓帝慑于压力，赦免了朱穆。随后，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人向平羌有功的皇甫规索贿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皇甫规下狱。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皇甫规因此被赦免。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相互呼应，大造声势，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家中把其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并绳之以法，这让张让痛失颜面，向桓帝诉冤，李膺据理驳斥，桓帝也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荣称受到他接待为“登龙门”。
士人和宦官的斗争已经趋于激烈，他们最后的一搏眼看就要到来，谁能笑到最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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