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和泉商埠，控制半个濑户内海的平手家相对来说属于不缺钱的大名，但经济条件也是有个限度的。
“玉越屋”“春田屋”和“三鹿屋”的御用商人，虽然与平手家关系极为亲密了，毕竟还是有一点独立性，他们自认为近几年已经付出了足够的献金，更倾向于将手头的可用资源投入到各地新店的扩张工作上面去。
包括伊奈忠次、长束正家、增田长盛等一帮奉行文官，也都认为扩军不急于一时，商人的请求是合理的。
用春田屋秀一的话说是：“最近一段时间，邻近各国不断有传统商屋因战争、寒灾以及粮价波动而破产，正是全面出击，占领市场的最佳时机。”
由于幕府控制力有限，织田政权又分崩离析，大部分近畿地区实际上并未被纳入秩序当中，而是处于动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贸易是可以自由竞争的。
于是平手家的御商们就不满足于只在平手家控制范围内活动了，还想到周边没有强力大名存在的混乱地区分一杯羹。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而是积极进取，富有事业心的体现。
商业霸权的扩散，对于平手汎秀的权势与地位亦是十分有利的。
举例来说，玉越屋与三鹿屋垄断了土佐国过半的贸易额，控制了土佐人民的衣食住行，于是长宗我部元亲就只能乖乖听令，甘为臣属。
更不用提，通过各处分店，推广以“兵粮卷”作为信用货币，代替金银贵金属的套路。掌握了发行钞票的能力，就等于源源不绝的铸币税收入。
年轻的新锐文官长束正家终究不太有经验，半公开地场合讲了一句“金银之力更胜刀剑百倍”之类的话。
结果让旗本军的备大将、番头们十分恼火。有人暗地放出风去，说什么“哪天长束殿走夜路的时候，我们再来私下讨论一下，到底是金银还是刀剑更厉害。”
自从去年年底，成功阻止武田西进，归来之后，不少兵将们就开始日渐骄横——“就连鼎鼎大名的甲斐赤备，也没在咱们手里讨得便宜，那我们平手家旗本，也能称得上是天下一等强军了吧？”——这种想法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只能从乐观一面来讲，这个情绪，总比打了败仗悲观自卑要好。
在扩军问题上，军方与奉行的态度完全迥异，初步呈现出“武斗派”与“文治派”的端倪，幸而在刻意压制和引导下未产生矛盾激化。
经过一番讨论，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平手汎秀同意奉行们的见解，承诺今年不要求御用商人提供额外献金，允许他们将利润投入到新店的扩张上面。
但是，同时平手汎秀又向界町的津田宗及、红屋宗阳、伊达常佑、高三隆德四人，一共借贷了总计七万五千贯的贷款，利息几近于无，并且不设还款期限。
唯一条件是：贷款尚未偿还期间，将在平手家势力范围内，授予这些商人一系列几乎等同于御商或者仅次于御商的经营特权。
获利最多的显然是津田宗及的天王寺屋，作为牵头人他不仅取得了大部分免许，还拥有将部分权益出售转让的资格，包括兵粮卷的代理发行之权。其次红屋宗阳的胭脂屋，他出钱最多，一个人占了三万五千贯，也获得相当多的特权，只是不允许转让给他人。伊达常佑的油屋专注于全境木材方面的贸易许可，高三隆德的药种问屋，则把力量集中在赞岐地区。
这笔借款的成功签订，意味着平手汎秀与界町商人开始走上互惠互利的新阶段，同时也是对御商们不大不小的敲打提醒。
除了兵粮卷、竞拍会以及新式火器相关事务依旧为三家御商垄断之外，其他的各项特权，将来都不再是独家占有的了。
另一方面武将们的诉求也是小部分支持，大部分驳回。
旗本兵没有扩大到原来想象的那么多，但也额外新设了五支备队，总体兵额上涨至六千五百，如果算上各级将领的私兵则是九千左右。
投产的片甲车、百裂炮各四十具，以及国崩两门，远远低于预期，依然是单独保存，只在作战期间，临时分配给少数精锐部队使用。
在备大将、番头、队目这几个层级上，平手汎秀进行了适当平调的人事处理，力求在不过分影响组织度的前提下，尽量打乱山头。并且提拔了一些大和、河内领地中，相对值得信任的国人子弟被补充进旗本，担任中下级军官，或者安排到近习众序列。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并不起眼的水军，倒是得到大力扶植，但并不是简单的扩充，而是将半职业的“海贼众”全部打散整编，少壮者成为脱产军人，老弱者收缴武具回家捕鱼。状态良好的船只，给予一定补偿后上交，加固改造为军船，不好的送回去当渔船，或者就地拆毁，搬进军港的材料仓库。
七万五千贯里面，七成花费到了这里。最终得出一支由八艘南蛮炮舰，二十艘安宅船，六十艘关船，二千三百名水夫，三百五十名岸上人员组成部队，姑且分为三个分队和一个奉行所，船大将由安宅信康、生津贞常、汤川直春三人担任，奉行所由平手季胤、淡轮新兵卫临时维持。
三个分队，分别于和泉、淡路、阿波三地，在旧有港口的基础上，建造专业性军港，作为驻扎基地。水军奉行所则位于岸和田城附近，总辖人事、后勤、装备等诸般庶务，职权大略等同于不常设的“军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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