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陈氏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氏兄弟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委，担任少共宣传部长。1922年8月，陈延年、陈乔年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
陈氏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耳朵里，引起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所以不让他们在家里吃住。没想到两兄弟在法国两年勤工俭学，思想竟发生了如此巨变，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这不能不使当父亲的在惊奇、怀疑中有几分欣慰。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工作。
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同志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同年10月，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的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常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
陈氏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陈独秀存有芥蒂，他们不理睬父亲“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采取平等式的关系。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片子，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陈延年到上海后，找不到党中央的住处。他费了许多周折，才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父亲陈独秀。儿子一见父亲的面就用批评的口吻说：“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呼，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系。”
陈独秀抱歉地说：“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那口气，那情景，真让人看不出有一点父子关系。
陈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他父亲的错误，他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他曾直接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下半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们参加了党的“五大”，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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