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国家就得到了各方面的人才，再根据他们的才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各方面就能大治了。”
各方面大治，国家无疑也会大治了。
“还是很难啊……”
“那是当然了，一个家长想让全家和睦富裕，都十分困难，况且大宋是由两千万个小家组成的超级大家。殿下，这暂时非你所能琢磨的，臣再讲汉高祖的御人之道。”
不仅关于刘邦的御人之术，这一讲还讲了很多。
甚至对刘邦的性格还做了剖析。如果看史书，刘邦似乎一无是处，青年时是地方上的一个地痞，与项羽争霸天下时。连父亲妻子儿女都不要了，登帝后擅杀功臣，即便对萧何这样的左膀右臂都产生了猜疑。
但当真是这样？
如果刘邦一无是处，当年吕家为何将女儿嫁给他，在揭竿起义时。为何有那么多乡亲支持他响应他，有那么多人杰尾随他。
如果真的狠毒无情，汉朝为何能立国成功，并且很长时间内成为封建国家内治的典范，而且在短短一百多年，西汉最高峰时的人口可能超过了天宝之人口数量？
其实不是狠毒，而是做大事者的果决。
当然，西汉初年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不仅是刘邦的性格与御人之道，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于是王巨从多方面剖析这段历史。比如当时的军事，人口，各方面阶层的构成，农业，技术，经济。
赵顼在窗外听着听着，都觉得许多方面豁然开朗。
“殿下，今天就说到此了。”王巨道。
王巨走了出来。
赵顼来不及回避，只好讪讪道：“王卿，朕早就来了。只是听入了迷。”
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爱撒谎的皇帝吧。
“陛下夸奖了。”
“卿当修史书啊。”
这不是嘲讽王巨，在古代能参与修史书者，本身就表明了统治者对修书者文笔的认可。
而且这句话也是发自赵顼内心的话。
《资治通鉴》确实不错。但赵顼总感到哪里有点儿不对，不是那个大段的臣光曰……
听了王巨开讲，他才豁然开朗。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安史之乱，如果看资治，那么只有一条。李隆基昏庸，李林甫与杨国忠这两个奸臣误国。
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
真正安史之乱的原因，正是唐朝天宝时人口膨胀，导致局部的均田制（唐朝虽实施了均田制，但不是全部实施了这种制度）也完全溃崩了。均田制的崩溃，导致了府兵制度的败坏。
连耕地都没有了，府兵那有心思战斗？但李隆基为了开边，只好置了藩镇，有了藩镇，这才有了安禄山谋反的土壤。
但在资治里是休想看到了。
当然，司马光善长的就是权谋术，在其他方面就差了，即便写了，也写不好。不过话换回来说，如果司马光真这么写了，那这本资治得多长哪？
所以说做为一本教材，无论文笔或者流畅，资治是凌驾于二十四史之上的。但做为统治者的真正借鉴，或者史学家研究的资料书，它反而不及二十四史了。
至少在赵顼心中，资治确实几乎记载了所有大事件，但只是记载了，或者也有一些剖析，只是这些剖析似是非是，或者说根本没有剖析清楚。
所以才有了这句话。
王巨说道：“陛下，首先臣是有选择性的开讲，比如西汉，下一讲，臣就会给殿下讲七王之乱。”
“咦？”赵顼不解了，因为这中间还有吕氏专权，文景之治呢。
“陛下，臣用史喻今，只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开讲，之所以选择七王之乱，乃是会着重地分析权利的分配。”
“权利的分配？”
“在汉朝各方面制度未完善之下，汉高祖只好用各个同姓王辅助皇室，从而引起七王之乱。但同姓王削藩了，大家以为进步了，外戚又来了。到了东汉，不仅外戚来了，连宦官也来了。”
但中国自古到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帝制，其实就是权利集中制，以及官本位所带来的危害，当官了，奥迪有了，二奶三奶有了，钱有了，别墅有了……
然而不能说集权制不好，如果能保障一个清廉的政府，那么集权制度比起分权制度，自有其高效性与政策的连贯性。但这个制度，在古代帝制下，它的危害性更大。权利更难以分配。
可后面的这种种王巨就不说了。
“这确实是一说啊。”
“随后臣就讲汉武帝，他的罢废百家、独尊儒术，他的开边，以及桑弘羊究竟是功是过。第四讲则是霍光与汉宣帝。主要讲权臣得知进退，以及汉宣帝贫苦的出身，对他未来的影响，甚至臣说不定斗胆用陛下的身世来举例。第五讲则是讲王莽，不讲王莽的谋反。而是讲他为何发起新政，这些新政的对错，其实以现在眼光来看，许多新政是对的，当然，他失误就失误在自己是篡位反臣，新政又做得太急。因此这个缓急的分寸，又是第五讲着重提到的方面。”
“朕能否旁听？”这一说，赵顼更感兴趣了。
“陛下是君，臣是臣。臣替殿下侍讲，陛下旁听，有何不可？其次，臣精力有限，臣侍讲是辅职，主职还是大宋的宰执，当以政务优先，那有时间去修史书。即便到了彼岸，臣也不会修史书，而是要精研数学。不过陛下若是觉得很重视。臣到了彼岸后，可以进一步有节制地，从历朝历代中，选出一百多个大事件。做深入的分析。再让中使带回京城，让陛下与殿下拜读。陛下，臣去了彼岸，还是大宋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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