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之历史，中、口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只要大陆有生意可作，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来往，不做贸易，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
蒋见此状，也不再坚持以往要日本民间不与大陆通商的作法。他说：“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是他又警告岸信介，说中共渗透力最的厉害、叫他紧防，不能让中共在日设立什么机构。他说：“如日本容许共党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其公开活动，则共党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藉，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其害甚大。故余以为贵国对于共党的此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
接着，蒋对岸信介宣传他的“中日共存论”说台湾与日本，谁也离不开谁，一分离就彼此都有危险。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因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点而论，余甚慨然。
“不过，我们需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来台湾；二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帮此两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定，中国又能反攻收复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同一定要共同反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苏俄控制之下，我国不反攻，不打倒共党，不收复大陆，单靠日本的力量对付苏俄是不够的；必须中国收复大陆，联合中国与日本的人力与物力，共同对俄，才能成功。”
接着岸信介虽明白地表示支持蒋“反攻大陆”，但却无在经济上，表示一钱之助。
蒋于9月16日派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为特使访日，仍然宣传反对日本民间和中国大陆贸易的观点。10月2日，张群和岸信介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提出“特使与首相并承认：日本经济之安定，系于对外，贸易者甚大；然其扩大对外贸易之际，应有注意勿使其阻碍与自由国家协调之必要。”这种声明，对于精明强干，惟以发财为念的日本政府来说，不过是安慰病危者的催眠曲，骗骗人而已。
日本钢铁代表团（稻山嘉宽为团长）于1958年2月26日来北京缔结二亿英镑的“钢铁五年贸易协定”。继之于3月5日，又签订“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并在第四次协定《备忘录》中规定：（一）对通商代表团所属人员之出入境给予方便。（二）准予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蒋之政府立即提出抗议，并于3月14日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中”、日贸易交涉。17日，又向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一）日本政府声明：不承认中共，中共商务代表未有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二）不准悬挂中共旗帜。”
日本政府在4月9日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爱知揆一发表谈话承诺台湾当局之要求：“（一）日本政府现无承认中共意向。（二）对于民间通商代表部无承认其有公务地位的特权。（三）尊重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不承认中共之所谓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
于是5月2日发生了长崎一青年将中国五星红旗于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中扯下来的事件。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日的民间贸易。1959年中苏公开决裂。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仁继组内阁。池田表示对中国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双方打交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则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并由中国指定中意的日本的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对华贸易。池田当然抱着经商获利的原则，乐于响应。
自民党领袖松村漾三于1961年9月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确认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前者是（一）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妨害中日关系正常化。到1962年11月9日，又由廖承志和日本高碡达之助签订了《觉书贸易》。12月南汉宸又与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签订《中日贸易协定书》。一年后，日本的友好商社增至两百家。1963年10月，中国成立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池田对推进中日关系甚为积极，他于1963年8月20日批准了仓傲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二百万美元的融资周转。输出人银行为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此机构出资资助，当然超越了民间范围。于是台湾当局又提出了抗议，要求池田停止进行此种资助。但池田不是岸信介，坚持不理。池田于9月19日在与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等人谈话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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