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蒋介石已开始着手组织法西斯性质的团体，“同学会”即是其最早的法西斯组织的雏形，也是他为建立个人独裁制的正式启步，其个人独裁的思想体系至此已完全形成。
对政治权利的独裁，蒋也开始尝试。例如他在同年11月12日，就未经中央执委会和常委会讨论，擅自任命唐生智为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朱培德为江西临委主席，然后电告中央备案。
在迁都问题上，蒋公开声言同意迁都武昌，并发表通电，提出以迁都武汉为宜。但他又说他不能住在武汉，必须住存南昌。（毛思诚：《国民十赢年》，一九、八，第54～60页；《时报》，1926年11月24日。）而在实际与中央委员磋商时，又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央完全听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僻，根本没有当作首都的条件，大家都不赞成。各委员们均先后纷纷到武昌，将蒋孤立于南昌。11月26日，中央议决辽都武汉。12月5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员先后来到。蒋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着呆在南昌，不到武昌来。李宗仁说蒋又存“私心自用”了。
在党务方面，他也在为他的个人独裁和公开反共作准备。这主要是他公开宣言他就是党，党就是他，亦即“朕即国家”。他在12月3日的江西省党部讲话时，竟说出“现在我指挥下之固民革命军，只要我自己服从党，其余的均决无二心”。（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九，九，第8～9页。）这就是说：军人服从他，就是服从党，因为他是服从党的。言外之意是军队都听他的，政府也应听他的，也就是听党的，因为“他是服从党的”。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统一”问题，乍一听颇费解，不知所指为何。但一看他的有关言词，也就明白大半了。他特别要求中央诸公指导他“赶紧负起责任”，“切实进行党务，党没有不统一、革命没有不成功的”。原来张静江尚在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主席之职，现在应由蒋亲自主持中执委会议了。如此做来党也就统一了，革命也就成功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2月7日在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下一步计划。
开会前，12月初，蒋迎接各代表到南吕，甚是热情。在12月2日对各委员讲北伐胜利原因时，对苏联和民众的支援完全未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这最后一条，才是他的本意。不言而喻这暗指中央对北伐根本不管，一切由蒋氏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这是蒋为脱离苏联和反对中共而进一步透露的讯息，也是在作舆论和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准备。
在对待工人问题上，蒋也转向明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在委员们和苏顾问到庐山开会时，路过德安，就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小旗子请愿，他们为阻挠孙传芳军队推进和破坏孙传芳军的军火运送，已三个月未领到工资了。现在胜利了，又一个月未领到工资了。他们派代表见蒋介石，蒋却拒绝补发，只答应给一个月的工资。蒋竟声言不能替孙传芳还债。但即使一个月的工资，蒋至今也未发给一文钱。蒋还解散原有的铁路工会组织，不予承认。
这时，蒋介石就在车厢里，听来好不自在，但一声也不吭，只得强忍着，而且还表现出一副尊严的神态和威仪。
反过来，蒋对富户、商人却答应偿还孙传芳的公债，并已开始一一照还，以德报怨。他们支持孙传芳捌匕伐军，蒋倒替他们还公债；而工人支持北伐军打孙传芳，蒋却连饭钱也不发，可觅蒋的思想立场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后来，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天皇，也以德报怨，其间似有较深的内在联系。
这次庐山会议形成两项决议：
第一项是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第二项是工运从缓，农运加快。蒋仍主张以收买大地主土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这时张作霖终于12月初组织了安国军。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褚乇璞军也均隶于安国军系列，张在准备对付北伐军了。
在这次庐山会议期间，蒋对苏联访华代表达林说他想到苏联中山大学任教授。达林在回忆此事时，挖苦他会耍手腕，令人发笑。散会后，委员们纷纷下山，他为笼络人心，对委员会的轿子安排都要过问。迎来送往总是满面笑容，彬彬有礼。
“此地以为别，孤蓬万里征”，大多数委员们就此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黄郛来到南昌。黄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党报均纷纷抨击黄郛，说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迹于革命阵营。蒋则说黄是他的朋友不许抨击。
12月13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在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昌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最高职权。联席会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徐谦、宋庆龄、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为列席。叶楚仓为秘书长。
该会议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会议决议夺回蒋的军权。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而且七人主席团中必有三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由中执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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