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7月12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时制定了侵华作战计划。事态发展到此，蒋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他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日本外务省亦声明：“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之事。
蒋介石这时已经完全认识到，日本必无满足之时，又于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自9日至13日，蒋介石已经下定抗战的决心。
但宋哲元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日的决心，仍是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香月清司到中国后，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七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当然不予批准，自16日开始，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18日的电文如下：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二卷，第1064页）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全中国，而不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王朝就要倒台或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魁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因此，蒋介石在17日于庐山谈话时，再次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犹豫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放弃幻想，毅然抗战，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促使其下定最后抗战决心的原因，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寄望。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等，都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蒋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终因他思考问题的轴心是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对于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于是在17日谈话中，蒋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和平，而是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与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又提出四条最低交涉条件。主要是：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二十七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接着蒋又指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蒋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他就。只有抗战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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