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史书记载：曾有一名军校自西山军营奔赴京城控告郭进，太祖皇帝了解情况后，对左右说：这人犯了过失，惧怕惩罚，所以跑来诬陷主帅以求脱罪。随之遣使将诬告者押回西山，交由郭进处死。当时正遇北汉军队来犯，郭进便对在押犯说：你敢告我，相信有胆气，如今可免你死罪，令你带一支人马迎敌，若能掩杀来寇，照样荐举给朝廷，如果战败，你可自投河东去罢。此人感奋听命，于是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终告大捷。郭进没有食言，将其军功上奏朝廷，请求迁官奖赏。
有关此事，欧阳修在其笔记《归田录》中也有类似记述，只是细节略有不同。据六一居士记载，当郭进送立功者到京师并为其请赏时，太祖对来人说：你诬害我忠良，此功仅够赎死罪，赏不可得！又命将此人交给郭将军。郭进再度上奏说：若使臣失信，以后就无法用人了。就这样，天子才予以恩准。
由此可见，郭进治军虽严，却赏罚分明，并善以权谋用人，故为部下所服。透过这些事迹，不难发现郭进所具有的杰出将帅品质，其中为了达到严明军纪、树立主帅权威的目的，不惜诛杀违令的天子亲兵的做法，可与先秦时名将吴起治魏军的范例相媲美。
宋太祖一朝，郭进一直驻守河北西部前线，在抗击北汉和契丹军队的战争中声名远扬，并有力地支持了南下的统一事业。因此，太祖皇帝对他既充分信任，又极为欣赏和厚爱，故长期委以西山防务重任。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太祖对他的态度：开宝（968—976）中，天子下令在开封城中为爱将建造宅第，还特许打破常规，屋顶悉用筩瓦。负责督建的衙门以为皇帝弄错了，就汇报说：按照规定，非亲王公主宅第不可使用筩瓦。太祖一听便恼了，对属官教训道：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朕无北顾之忧。我对他岂能连儿女都不如吗？尔等马上前往督役，休得多言。
要说，宋太祖对郭进优待是不用说，其实对当时守边的其他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像李汉超守关南（今河北高阳）、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雄县西北）、何继筠守棣州（今山东惠民）、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庆阳）及冯继业守灵州（今宁夏吴忠）等等，天子都赋予很大的自主权，并予以诸多优厚待遇，史称：“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这正是宋太祖的高明之处，放权给兵力有限的边将，调动其用兵的积极性，以捍卫边疆安全，而对中央禁军的兵权则牢牢控制，伸缩有度，无肘腋之患。
四
宋太宗即位初，对大批文臣武将加官晋爵，郭进也迁官云州观察使，改判邢州（今河北邢台），并继续负责西山防务。这一年，他54岁，已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新朝天子还赐给他京城一区宅第。皇位轮替，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正是从此开始，本朝武将群体的命运逐渐出现了逆转，而他也因此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是以阴谋手段弑兄篡位，故心理阴暗，加之气量狭小，遂对带兵将帅极为猜忌。因而，从即位伊始就在武将中画圈子，凡是圈子内的亲信，纵然能力低下，都加以重用；凡是圈子外的人，尤其是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前朝大将，都予以防范压制，借此整治军界。如石守信、刘庭让、党进等一批太祖爱将，先后被罢为虚职。而像亲信白进超全无战功，却出任殿前司首脑。至于太宗藩邸随从出身的柴禹锡、王显、赵镕、张逊之流，先后出入禁军和枢密院要职，元人所修《宋史》即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当然这许多人事安排，非一日而成。
与太祖厚待边将态度不同的是，太宗对这些将领进行严密的监控。总结起来，主要是设置监军加以监督，再随时派遣使臣暗中侦察动向，出征作战时，又使用预设的方案，也就是“阵图”来约束行动。且不说这些手段早已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即就从帝王术来看，也过于狭隘僵硬。太宗首要的目标是稳固自己的皇位，也就顾不了许多军事原则兵家常识。太宗甚至不惜代价，在军队指挥权上制造矛盾，令监军与主帅互相牵制。新朝君王的如此行事风格，让各地的将官骤然感到了无穷的压力。
太平兴国三年（978）秋，即太宗登基的两年后，派到四方的使臣报告了一堆的驻军问题，朝廷分别予以整肃。其中一位叫王侁的武官，军阶不高，被派到西北前线巡查。他回朝后反映主帅都有自己的牙兵，桀黠难制，认为时间久了必然生变，因此建议一律撤换。其实，自古前线将帅都有亲兵护卫，以掌控部下和应付战事，彼此关系密切，才能得心应手。太宗对王某的馊主意却非常赏识，不管是否属于军旅的惯例，当即令其带人处理。不料那些边关老兵不愿离开，于是王侁强硬地斩杀了一批人，才算完成了使命。至于那些被撤换了亲兵的将军，自然心有余悸，对天子及其使臣充满恐惧。以后，王侁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汇报将领动向，从而赢得天子的欢心，曾一次获得赏钱百万。正是这位王侁，以后做了监军，逼死一代名将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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