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已成惊弓之鸟的真宗，早已惧战厌兵，急于求和，遂对寇准说：数十年后的事哪里管得了，到那时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眼下停战议和之事。
此时，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毫无疑问，这种话出自寇相公政敌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钦若或枢密院的官僚冯拯之流所为。自古以来，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可混淆视听，置人于尴尬境地，政坛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于死地。因此，寇准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与辽方会盟。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利用了剩余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支付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你的头。
宋代正式文献有这样的记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辽营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签署了协议，当他返回澶州行营时，天子正在吃饭。为了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就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某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宦官入内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罢。之后，当曹利用当面上奏岁币额为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其大加奖赏。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就此签订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朝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边境城镇修葺完整，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并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
当日，前线的许多将领都反对签订和议，名将杨业之子杨延昭等人还曾乘虚率军攻入辽境。当辽军裹挟大量财物撤退之际，一些将帅建议利用对手行动迟缓的机会，派兵实施打击，以削弱其实力，并夺回被掠夺的资财，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绝。
若分析其时双方当政者的心理活动，不难发现彼此有如下考虑：
就辽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据中原的目标无力完成，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和约彻底结束与宋朝的敌对状态，从此消弭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这便是以战促和的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同时，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以后不必再兴师动众南下抢掠。
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功高震主
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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