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周世宗终因病重结束北伐，回朝不久便驾崩于宫中。此时，后周皇室另一位手握重兵的亲属，也是太祖皇帝的外甥李重进，虽然仍保留禁军最高职务——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却被调到远离京城的淮南任节度使，至于其他几位资深的藩镇，也先后被勒令调换防区，以防染指朝政并威胁小皇帝。至此，缠绕在周室国祚周围的藩篱一个个离散，萦绕在开封城头的神圣光环逐渐消退，一条真正的潜龙开始涌动，风云亦将随之突变。
三
要说赵普读书不多，理论修养欠缺，都属事实，但来自民间的狡黠智慧和短平快的斗争手段却并不缺乏，这些在不讲道理无章可循的乱世，反倒大显功效，昔日萧何、诸葛亮、王猛之流，辅佐主公成就一番帝业，哪个不是如此？
赵普真是生逢其时，苦苦追寻多年，心中的抱负终于找到用武之地。既然周家天下沦为“孤儿寡母”操持，朝中大臣又将矛头指向张永德、李重进这些近亲大将和其他老资格的藩镇，这便使迅速蹿起的禁军首脑赵匡胤，占据有利的位置。不管当事人怎么想，赵普是决然不愿放弃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当即出手为主公设计蓝图、筹划路径，并与赵匡胤胞弟赵匡义等人共同组织部属，联络各方势力，紧锣密鼓为改朝换代做准备。
半年后的显德七年（960）元旦之日，酝酿已久的一场兵变上演。
当天，北方前线传来战报，称北汉联合辽军大举南下。全无政治经验的太后与范质、王溥和魏仁溥几位宰臣匆忙商议后，派一贯尽职尽责的赵匡胤统军出征。诏书宣布后，大军浩浩荡荡离京北上。然而，军队仅仅抵达京师以北数十里的陈桥驿，就停顿下来，将校们都吵闹半年多前的谶语，要点检作天子，这自然都是赵军师预先的安排。接着，赵普和赵匡义等人鞍前马后地张罗，配合赵匡胤做出必要的各种姿态。最后，在他和诸将振振有词的劝说下，赵都点检顺应军心天意，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龙袍，次日就回师开封，而守城的将领石守信一干结拜兄弟、部将开门相迎，一场改天换地的悲喜剧可说是在兵不血刃的过程中谢幕。这也是五代以来罕见的兵变结局。
真龙结束了潜伏期，横空出世。赵都点检登基称帝，改国号大宋，改年号建隆。赵匡胤便是宋朝开国皇帝，死后庙号太祖。
本朝诞生伊始，那些台前表现的将帅们都成为显赫的功臣，加官晋爵，弹冠相庆。而身居幕后的谋士们则显得要低调得多，暂时还不能争长论短。这当然是那时重武轻文风尚下的惯例，兵权重于文案。加之开国皇帝宅心仁厚，不忍心立即将旧臣从朝堂上驱逐，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溥和枢密使吴廷祚以下臣僚大都留任。因此，赵普只是出任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按当时官场规矩，右谏议大夫属中高级文官，但并无实权，而枢密直学士则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的枢密院内的重要职务，掌握军事机要。显然，赵军师虽立有头功，却因事关改朝玄机，一时还不能享受更多的名分。不过，作为心腹亲信坐镇于枢密院，倒是宋太祖的特意安排。
范质等三位前代宰臣留任本朝后，自然感激宋太祖的宽厚相待，也无不诚惶诚恐，毕竟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既非天子亲信，也对建国大业无尺寸之功。因而，他们上朝时都谦逊不再敢坐下，皇帝也不客气，于是宰相与天子坐而论道的传统终结。他们遇事还不敢自作主张，多请教太祖身边近臣。这样一来，赵普实际上便成为朝臣们的主心骨，军国大事都需他来拿主意。
据可靠资料记载，赵普与太祖一家有很深的私交，老太爷没有福气，在建国前已故，无法关照他。但杜太后不是个糊涂人，常惦记着赵普，还曾在家庭聚会中当着天子的面对他说：赵书记多操心啊，我儿不懂事的地方多着呢。这种密切的私人感情，也是赵普长期深受重用的一块基石。
瓜熟蒂要落，水到渠也成。当年八月，赵普先升任枢密副使，名正言顺位列执政大臣。两年后，再升任枢密使，排名虽在宰相之后，其权位倒远在其上。到乾德二年（964）正月间，也就是建国四年后，该做的姿态、应表的风范都做够了，天子请范、王、魏三位前朝遗臣同时从相位上退休，赵枢密使转任宰相，并且是少见的一人独掌相府。至于枢密使一职，则交由与他关系良好的李崇矩担任。
就此看来，从踏入赵匡胤藩镇幕府到大宋朝宰相，前后不过七年半时光，赵普就完成了仕途的辉煌历程，速度不可谓不迅速，比之于那些前辈人杰毫不逊色。此时他不过42岁，恰是精力最旺盛和头脑最灵活之时。
四
自本朝开国之日起，赵普很快便从兴奋转入沉思。他清楚“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古训，当家天子也当然明了，尤其是唐后期、五代以来百余年的极端乱世，遗留下的弊政宛若一堆乱麻般，千头万绪。作为股肱谋臣，他必须辅佐明君结束动乱，统一天下，巩固江山，开创盛世，再建功业。这些事，不仅不能指望那些功臣将帅，还要时刻防范他们，否则兵变一幕随时可能再演。
当时，功臣将领们只知居功自傲，并不操心国政，有人甚至还敢欺凌大臣。像善于击剑、绰号“王剑儿”的悍将王彦升，因在陈桥兵变有功，出任京城巡检一职。一天半夜，他竟突然敲开宰相王溥家门，王丞相见来人是“王剑儿”，十分惊悸。王巡检对主人说：今晚巡查累了，想在你家一醉方休。经多见广的老臣自然明白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敲诈索贿，但佯装不懂，吩咐家人摆上酒肴，最终将不速之客巧妙支走。次日，太祖得到王溥的密奏，一怒之下将“王剑儿”贬出京师。此事足以说明武人跋扈的积习难改，目无法纪，毫不理解皇帝当家的难处，也无视文官集团的权威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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