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不意典刑兹土’）！”似乎不胜怨恨。说完，死囚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倭变事略》）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不远处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那风起云涌的“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诱杀陷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弃义的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这是两个相邻的县，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30公里左右。如今，绩溪属于宣城市，歙县属于黄山市，但在明代，这两个县都属于徽州。因此，作为“官兵”的胡宗宪与作为“强盗”的王直，是十分近距离的老乡。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令他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干部，品秩虽不高，但因是“代天巡狩”，权力倒也不小。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和“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试图加强抗倭工作的领导。在这些省部级领导们面前，胡宗宪实在过于官微言轻。但他很能察言观色，不久就傍上了赵文华。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赵文华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竭力排挤，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胡宗宪本人虽然在官场上见风使舵，但其工作能力的确很强。作为绩溪的大户子弟，胡宗宪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嘉靖十七年（1538），26岁的他考中进士，进入刑部观政实习。两年后，他被派往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担任县令，政绩卓著，不仅妥善处理了旱、蝗两灾，而且剿抚并用，解决了当地的盗匪问题，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始，因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他丁忧在籍五年。复出后辗转为官，在调任浙江之前，还参与了湖广平定苗民暴动的作战。以此经验，在浙江任内，他无论军务、政务，都表现不俗，在大明帝国的官员队伍中，算是文武全才的培养对象。
在义父严嵩的协助下，赵文华先后成功地排挤了张经和李天宠，并极力推荐胡宗宪。于是，胡宗宪官符如火，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先接替了李天宠的巡抚差使。随后，赵文华又积极排挤新总督杨宜，胡宗宪再度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替杨宜总督浙江、南直隶（南京附近归中央直属的区域，清代改称“江南省”）、福建等地军务，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 “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倭变事略》）。只有制住了王直，才能奏效，“若能以计致其主帅（王直），则众将自解”（万表《海寇议前》）。“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明书·王直传》）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两人在日本碰上了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王滶告诉他们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即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 (《明书·王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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