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两位使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见到王直，并向他传递胡宗宪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上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对手下说：“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于是，他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日纵饮青楼，军门间移之观兵，因盛陈军容，以阴慑其心”（《倭变事略》）。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当逮捕他的时候，王直“强项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倭变事略》）。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身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明代谈迁《国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王直“虽系狱，其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倭变事略》）。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他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
第一桶金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谢顾《擒获汪直》）
按照谢顾的记录，王直“于是遂起邪谋”。谢顾并没有说明这段记载是否来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软禁的2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连坐囚禁的时候，谢顾应当是有机会与王直及其家人当面交流或参与审讯的。这种“天星入怀”的灵异把戏，与当年陈胜在鱼肚子里藏字条“大楚兴、陈胜王”一样，是中国的传统游戏。这种记载，由谢顾伪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众面前证明来历不凡的可能性更大。
谢顾的回忆录中，“王直”并不姓“王”，而是姓“汪”，汪直。但同时期人郑若曾（《筹海图编》）、田汝成（《王直传》）在其著作中，都记载为“王直”，而且郑若曾也是胡宗宪的幕僚，其《筹海图编》更是不朽的海防名著。王直在其《自明疏》中也说：“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似乎“王”、“汪”并用。清代张廷玉等编纂《明史》，采用的却是“汪直”，这导致了后世在王直史料解读上的困难。当代有专家推断，“汪直”应该才是本名，一是汪姓乃徽州第一大姓，“十姓九汪”，二则当时王直当了“倭寇”，为免连累家族，极可能改姓为王。当然，也有人推测，王直改“汪”为“王”，是因为不屑与前朝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汪直同名。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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