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苛刻的法规，海商们本能而熟练地“看见红灯绕着走”，一方面伪造“船由”和“商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或者超越“经营范围”，“借东西洋由引, 而潜趋日本” （《诏安县志》）。更多的小渔民们，干脆就只申请一份近海打渔的“由、引”，却悄悄地跑到了海外，“每年四五月间, 告给文引, 驾驶乌船, 称往福宁载铁、北港捕鱼, 及贩鸡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 潜去倭国, 从秋及冬, 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惠、潮、广、高等处来买粮食, 径由大洋入倭, 无贩籴之名, 有通倭之实”（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这一轮新的走私浪潮，与之前海禁时有所区别：海禁之时，不少人还对政府有所盼望，认为只要海禁一开，倭乱就会消弭，因此体制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向中央建议开放海禁。但如今海禁虽然已经放开，一则“寓禁于通”，二则官僚机器大肆寻租，实际上将仁政变成了苛政，反而杜绝了海商们的任何企盼，铁了心走上走私的道路。这种半吊子“改革”，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逼良为娼。遵纪守法的成本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法既为“恶法”，“恶法”之下则必然出“刁民”。
林道乾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这就如同被封了弼马温的美猴王，想不成为大闹天宫的主角都难。“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资本是逐利的，尽管林道乾也要收取“保护费”，但这种成本远远小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及官吏的盘剥，信用度也远远高于政府。“良家之子”自然就会“归者日以百数”地投奔到林道乾麾下。他就是一棵大树，可以挡风遮雨，在天塌下来的时候，会先顶上。
林道乾自己也加紧了队伍的扩充，他甚至创造性地采用了“传销”的手段招兵买马。“巨寇林道乾等悬赏招众，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统之。以故闻风响应，远近无赖相继入贼者，不止数百千人。”（明代林大春《论守城书》）。
“良家之子”与“远近无赖”都纷纷投奔，这与其说是林道乾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政策的不得人心、驱民为盗。
更为有趣的是，在这过程中，大肆“走私”的海商们，还“倚借势官, 结纳游总官兵” （《东西洋考·饷税考》），与驻地的官员、军队充分勾兑，“强强联手”，地下经济实际上成了沿海贸易的主流。漠视民生的所谓“改革”政策，不仅难以贯彻落实，而且在过程中日益削弱政府本就缺乏的诚信与威望，以及本就腐烂的官僚机器。
走私日益泛滥之后，沿海秩序大为混乱，“奸商众则海贼繁”，走私者之外，也出现了更多的以劫掠为生的真正海盗。这些人从外洋购入“大铳、利刃、坚甲以作贼”，“去截各处通番之货而入番, 归劫各处通番之银以聚众。因而流劫海船, 捉人索赎, 捉船为哨, 分舟满海”。（《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甚至“得利既多, 效尤者众, 连村满海, 尽为盗区, 莫可御止”，“ 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 及省城内外奸徒, 出海行劫, 辇金归而人不敢问, 浸成大患” 。（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
身着弼马温官袍，却依然偷蟠桃、抢金丹，这样的猢狲，朝廷自然是容不得的。正当两广总督殷正茂密令所部官军，伺机消灭林道乾时，林道乾收到了其侄儿、在彭亨国（Pahang，今马来西亚东部）担任“都夷使”的林茂的信，邀请他前往此地发展。林道乾就将殷正茂写给他的十七封信，请参政使陈奎转交，飘然而去，《万历武功录》记载说他告诉陈奎：“极知制置使（即殷正茂）意，业已远托异域，不复还矣，往所给十七札，今封还。”
林道乾远走海外后，没能及时退走的诸良宝，遭到殷正茂官军的猛烈进攻。诸良宝在家乡澄海的南阳寨被团团包围，双方死战，尽管官军一如既往地招降，但“海盗”们最后集体战死，无人投降，重演了南澳岛上的悲惨一幕。根据《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诸良宝不仅“颇习兵法”，而且“平时能与士卒同甘苦”，同甘共苦，到了关键时刻，“其众多削发为誓言，誓欲为良宝死”，于是，“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也”。有趣的是，官军上报说在这次战役中林道乾也已“投水死”，伪造了一大功劳。
此时，是万历元年（1573），林道乾被政府招安仅3年，率众南下，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举却又掀开了中国人海外拓殖的新篇章。
国际围剿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发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
林道乾率部提前逃出潮州，首先南下柬埔寨。万历元年（1573）二月十五，到达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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