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上还拿着斧头，若是把警卫兵手上的枪杆挥开，借位转身肯定能把对方的两只手砍掉。与其什么都没做地被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像个军人一样死去。
但是，我只是静静地把斧头放在地面，然后闭上眼睛。想到战俘们对警卫兵早已积压了许多不满，我的一时冲动说不定会成为一场暴动的导火线。
就在那个时候，川崎少尉不顾警卫兵的眼光，跑到受伤的士兵身旁，开始为他做紧急处置。他把歪了一边的头放直，拉出翻进喉咙里的舌头，确保气管畅通，然后把他架到空地上。
警卫兵被他敏捷而认真的态度吓呆了，好像忘了我似的讪讪离去。受伤士兵的两手和头垂着，我轻轻扶起他的头，跟在少尉的身后走。在把他放上雪橇送到医务室前，又有警卫兵过来，他用俄国话叫喊着，于是又有另一名警卫兵也冲了过来。
其中一人把“曼陀林”的枪口顶在少尉的胸口，不准我们前进。然而，少尉将手指插进枪口，瞪视着对方把曼陀林推回去。
这种短机关枪拿在手上时，姿势很像在弹奏曼陀林的样子，所以才给它取了这个绰号。而现在少尉推回的仿佛真是一把乐器，而不是枪。
所幸，田部井上等兵获知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翻译，那位伤兵才得以接受尼可莱医师的诊疗。医师说他有鼻梁折断和脑震荡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受伤的那位士兵是谷木寿男兵长。
协助谷木兵长就医的川崎少尉，是填土作业的现场监工。少尉也和我们小兵一样要挖土块、挑运、流汗。他搬离军官房，跟我们一起在兵营里同吃同睡。
谷木兵长和下柳卓雄伍长编在一组，那天傍晚，下柳伍长来探望谷木兵长。他出身关西，自称是“髑髅头”，显然是个开朗乐观的人。之后，我便代替谷木兵长，与下柳搭档。
不管是搬运土石、爆破，还是采伐树木，都是两人一组进行作业。搭档的组合是以不同军阶的两人为主。
虽然阶级不同，但作业的内容并无差异，因此也没有上下的区别。但是，上级者还残留着阶级意识，不想和下级做同样的劳动;而下级则认为大家同是西伯利亚的拘留者，劳务工作应该平等。这样的意识隔阂使得大家对本已散漫的军阶，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
而对阶级的不信任，正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火种。或许他们认为，让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出现裂痕，正是将日本人一口气推向共产主义的好机会。
我在满州时就听闻过苏联兵的恶形恶状。苏联兵攻进来之后，曾有士兵把整个村庄烧光，从尸体上抢走值钱的物品，还施以凌辱。甚至还有士兵看到全身是血的母亲怀里抱着吸奶的孩子，也不伸手相助，简直宛如畜生一般。后来还听说，因为害怕遭受这些苏联兵的蹂躏，竟有四百名以上的妇孺企图集体自杀。
然而，我不认为只有苏联兵是恶魔、畜生。日本兵犯下的罪行，也未必没有脱离人道。有些军人罪恶滔天也是事实。
川崎少尉为了兵长与曼陀林对抗。在考虑优先顺序的时候，他选择了部下，选择了日本人的生命。他要让那些警卫兵知道，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这便是武士的气魄。
曼陀林 该弹奏还是推开的 一轮月
俳句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一环。壁报刊出征求俳句的告示。于是引发了不少有志者响应。
营区里组织了戏剧、吟诗、歌谣、相声等的同好会，其中连浪花节(注：江户时代末期兴起的一种曲艺，以三味线伴奏说故事的一种表演)都有。概略而言，只要是没有助长军国主义的事物都获得允许。毋宁说这种活动有助于统战。若能唤起众人思乡的心情，就能以回乡作为推展民主化的诱因。
加入俳句同好会的成员，一开始有十三名，但由于团员中混入了统战分子，实行言论管制，引起某些人相互争执，于是陆续有人退会，最后，只剩下单纯想创作俳句的同志，包括我、川崎少尉、下柳伍长、谷木兵长、田部井上等兵等五人。虽然是我先发起设立同好会，但真正领导大家的还是川崎少尉。
川崎少尉为了让大家忘却阶级的存在，提议彼此间使用俳号取代自己的名字。
不管众人之间的互信如何，但自入伍之后被灌输的阶级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抹灭的。于是田部井上等兵想出了五个没有从属关系，只有排列顺序的俳号。
田部井上等兵在《日本新闻》的边缘空白处，用小字写了蚁穴、狐高、铁心、鸡口、歌神。
我得到的俳号是“蚁穴”。田部井解释说，蚂蚁虽小，但它们凿的洞穴可以击溃巨大的物体。五人的俳号是他在大陆看到小孩子玩耍时想出来的。真宛如义结梁山泊的豪杰。
第三年的冬天来临时，我所在的连队已有二十位士兵去世。第五十三战俘集中营全体共有一百四十名死于意外或疾病。每天供应的三百公克黑面包，也减成两百公克;而且粗糠和高粱的含量与日俱增。食物粗劣得难以下咽。汤或俄式稀饭“卡夏”几乎都是清淡如水，偶尔配给的一撮盐或糖连维持生命都有困难。光是抵抗寒意就消耗不少体力，哪有力气再去工作。
于是在我眼前，有人用锯子割起自己的脚踝;有人用炸药炸掉自己的手腕。他们一定是想藉此赶走因冻伤而痛觉麻痹的恐惧感。只能用疼痛来证实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悲哀的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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