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可是先生——”
“再见，亲爱的伊尔萨，”福尔摩斯不愿再听她解释什么。“你不知道你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哟。”
“我说，福尔摩斯，真有几分好运气，”我们离开商店，到了阳光下的时候，我对福尔摩斯说。购物的人群挤满了人行道，其中不乏衣着漂亮的女人。但福尔摩斯似乎对她们视而不见。
“运气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华生，”他说。“我发现，它常常去拜访那些准备接待它的人。我毫不怀疑，假如我们没有向伊尔萨提出那些恰当的问题，你所说的运气就会避开我们。”
“也许是吧。不过，我们怎么能够断定这位玛丽*鲁滨逊太太就是给希尔先生写信的那个女人呢?欣克利难道就不会有别的女人使用吉奇香水吗?”
“有可能，但我认为不大可信。据派尔先生说，欣克利村只不过一千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男人，因为边远地区的典型特征就是男性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住在欣克利的伐木工，锯木工以及工厂里的工人都不会用香水。我们还可以断定，那些已婚男子的收入又不允许他们为妻子买二十五元一盎司的香水。不，华生，除了玛丽*鲁滨逊太太以外，欣克利假如还有谁能买得起这种特殊而昂贵的香水，那才叫人吃惊呢。”
离开许内曼商店，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最后来到瑞安宾馆。(7)那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物，红砖白石，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宾馆有些相似。派尔向我们推荐过瑞安宾馆的餐厅。由于火车还得两个小时才发车，我们便走进餐厅喝茶，吃三明治。
事实证明，派尔的用餐建议好极了，因为瑞安宾馆雅致得出人意料的餐厅供应绝好的用火腿片和厚厚的切达奶酪做成的三明治，以及迄今我们在美国喝过的最好的茶。福尔摩斯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之后，掏出他最喜欢的黑泥烟斗抽了一锅烟。他平时抽烟总是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但着一次却流露出心神不宁的神态，不停地用一个手指头敲打着桌子，对周围的人们幽默轻松的闲谈毫无兴趣。
“华生，你的左轮手枪带了吗?”当然，对他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我毫无准备。
“在我的旅行袋里，”我说。“干吗问这个?”
福尔摩斯把椅子朝桌子边拉了拉，咬着牙回答说，“既然有歹徒，华生，我们就必须准备面对企图以极端的暴力形式达到目的的敌人。”
我认为福尔摩斯的担忧为时过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欣克利，调查尚未开始。但我又不能不考虑他的担心，因为福尔摩斯在案件调查中常常显示出极强的未卜先知的本领。他的头脑像眼睛一样能够将犯罪活动的阴影形象看得清清楚楚。别人只能看到影子的地方，他却能看到轮廓。
“关于这个案件，是什么使得你如此担忧?”
“一切，华生，一切。莫蒂默先生的失踪就特别棘手。它表明红魔意识到他可能回暴露，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己。”
“那么你相信莫蒂默先生已经被杀害了?”
“还真会有什么疑问吗?人是不会那么容易失踪的，即便是在遥远的松林中。根据各个方面的说法，莫蒂默先生是一位老练的探员。然而刚刚到欣克利几天，就在他刚开始对某些疑点进行调查时，他却失踪了。这不可能是巧合。”
福尔摩斯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凝视着餐厅装有天窗的天花板。他说，“那些信也使我很不安。信里那激烈而嘲弄的语气表明，红魔要采取一种最恶毒的行动。写信人为狂怒所驱使。这种狂怒不仅是针对希尔先生的，而且也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我猜想，我们对付的是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旦招惹了它，这种野兽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华生，非常小心。我们的生命安全只能靠小心了。”
正午之前，我们离开瑞安宾馆，朝联合车站走去。车站只有几个街区远。由于我们要乘的火车——东明尼苏达铁路日班3号——一点钟才发车，所以我们走得不慌不忙。
车站坐落在一座很陡峭的小山的山脚下，紧靠密西西比河。来到车站时，我们看到与河平行的铁路上一片混乱。一群人围着一辆机车。人群里传来可怕的痛苦的叫声。
“不知道是不是出事故了，”我说。
“咱们一定得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福尔摩斯说。
我挤进人群，立刻看到了最可怕的场面：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孩躺在铁轨边，发出令所有听者揪心的尖叫。显然她刚才倒在了火车下面，因为她的一条腿被从踝关节以上轧断。另一条腿被轧得血肉模糊，小脚丫子几乎没剩下什么。一个女人——我想是她的母亲——跪在她身边，抱着她的头。有两个男人——两人都不老练——正在给她包扎受伤的双腿，止血。
我在阿富汗服役期间看到的被手术截下的四肢当然太多了，但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儿受伤如此严重，几乎使我无法忍受。我赶紧过去帮忙，教那两个男人怎样做顶用的止血带，并竭力安慰小女孩儿和她的母亲。我没有带医疗袋，所以无法减轻小女孩儿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另一位医生很快赶到了现场。他给那孩子服用了吗啡。我们又一起用有人从车站拿来的棉毛巾为她包扎好伤腿。过了一会儿，来一辆车把孩子和她的母亲送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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