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穿堂的时候，福尔摩斯说，“看来莫里森宾馆对自己的评价很高。”穿堂是一个昏暗的小房间，墙上糊着绿色的花壁纸，房间里摆放着几把柳条椅和几个铜痰盂，挂着一副森林狩猎图大油画。
我们在接待员那里订了两个房间。那位接待员个子矮小，有点神经质，从眼神看脾气暴躁。福尔摩斯对他宣称我们是“英国最大的报纸的代表”。
“是吗?”接待员说。他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的痕迹。“去年来了个人，自称是爵士什么的，说他是英国人。”
“太有意思了。您记得那位先生的名字吗?”
“恐怕记不得了。但有一件事我还记得：他拒不付帐。那是四元房间预订金。”接待员的脸上露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狞笑。
对于这种侮辱福尔摩斯先报以轻蔑的一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十元的金币放在柜台上。“我们要在这里呆些日子，”他对接待员说。“我向你保证，我们的金币要比你的态度好得多。现在能否劳驾你把我们领到房间?是不是太麻烦了?”
“上楼向左拐，”那人礼貌地回答。“房间是编了号的。”
“编了号的房间!这主意不错!”福尔摩斯说。看到接待员无意帮他拿，福尔摩斯只好自己提起他的大旅行袋。“跟我来，史密斯先生。优越的环境正等着我们呢。”
我也扛起自己的旅行袋。我们爬过一段嘎吱做响的楼梯，来到楼上狭窄闷气的走廊。走廊里点着煤油灯。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相连的那两个房间。我的房间很小，家具简单，奇热无比，因为唯一的窗户正对着落日。福尔摩斯的房间也是同样简陋。他看到之后回到我的房间，把我的注意力引向窗外。
“看一看，华生，然后告诉我看到了什么。”说完，福尔摩斯躺到我的床上，头枕着双手，故意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望着铁皮天花板。
我把厚厚的红窗帘拉到一边，从窗户向外暸望。大街对面是火车站，火车站后面是铁路。站牌显示，那是经过欣克利的另一条铁路圣保罗—德卢斯铁路的火车站。没有看到火车，车站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大街上也同样平静。两位头戴白帽的妇女在人行道上走;两个男人懒洋洋地坐在火车站附近的长凳上;有几个孩子在车站那边的沙土堆上玩耍。
“我没有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我告诉福尔摩斯，“尽管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看什么。”
“瞧坐在车站前面长凳上的那两个人。特别注意左边那个人，就是留着灰色长胡子的那个。我记得他戴着一顶鹿皮帽，穿一件红方格衬衣和一条黑裤子。”
“他怎么了?”
“啊，真没什么。只不过我们有个影子而已。从我们下火车那位先生就一直在跟踪我们”
“跟踪我们?”我吃惊地说。“我怎么没注意到?”
“那是你没留心。为了使自己不引人注目，我们的这位胡子朋友动了不少心思，甚至一度在我们身后偷偷离开大街，从一条与大街平行的小巷里迂回跟踪我们。不过，这件事暂时我们还用不着担心。我们需要的是吃点东西。”
“可是，福尔摩斯，”我提出异议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跟踪我们吗?”
“等时机到了再说，华生。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去找找欣克利有没有卖饭的地方吧。我饿了。”
这话很奇怪，因为福尔摩斯平时吃饭最讲究，也最不按时。我曾见他一连几天不吃东西，尽靠烟叶和奎宁水度日。(3)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环境生疏或长途旅行的疲劳——我们在欣克利逗留期间，福尔摩斯的胃口大开，有时一天竟要饱餐五顿。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猛吃狂饮对我的朋友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依旧是那样精瘦结实。
我们在宾馆大堂里询问了几位旅行推销员后得知，欣克利生意最红火的饭馆离宾馆一个街区远，叫做“食屋”。这个直截了当的名字实在是典型的美国风格。在那个整洁而有十分拥挤的餐厅里，我们发现了面拖猪肉片，土豆泥，涂油豌豆，厚苹果馅饼和浓咖啡。所有这些福尔摩斯都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遍，吃得异乎寻常地津津有味。就在福尔摩斯埋头吃饭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从火车站跟踪我们的大胡子就坐在离我们两张桌子远的地方，正大声和一帮身穿红衬衣的彪型大汉交谈着。我猜想那些人是伐木工人。
福尔摩斯看见我往那边瞧，把指头贴在嘴唇上对我做了个警告的表示。
“你那样做太显眼了，”他轻声对我说。那语调似乎在提醒一个小孩子。“集中注意力吃饭，不要管那位大胡子。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这儿，可他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在监视我们。就这么着吧。”
“好吧。可我们来这儿的任务是保密的，这家伙怎么会来跟踪我们呢?”
“目前我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
“是什么?”
“一种和明显的可能性，”福尔摩斯说。对此他没有进一步解释。
“哎，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对这个人，弄清楚他是谁，为什么跟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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