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爸爸，一会儿见。”
我下载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手写评语的照片，在手机上打开了它们。和某些自命不凡的作家一样，这位哲学老师也喜欢别人品读自己的文字；但我关注的不是他的思想内涵，而是他的笔迹。我放大照片，仔细观察着字迹里的笔画粗细。他的笔迹懒洋洋的，虽不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却很像医生开的处方，一字一词都要看上好久才能辨认出来。
随着对图片的认真观察，我感受到了心脏的剧烈跳动。我调出他写给雯卡的信，还有他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本诗集上做的题记，和面前的笔迹做了对比。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信件和题记的笔迹是相同的，但它们却和哲学作业上的评语笔迹完全不同。
我的心在狂跳。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雯卡的情人。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亚历克西斯。也许就是照片里那个背影模糊的人，那个在众所周知的星期日早上和她一起离开的人。“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雯卡的话没错，只是被我错误地解读了。二十五年来，所有人都错误地解读了这一切。就是因为一张被裁剪过的照片，还有学生们散播的谣言，我们就把雯卡和一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她的情人。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这个发现所造成的牵连和影响太多了，多得我无法将它们一一理清。第一点，也是最悲剧的一点：马克西姆和我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当我击碎克雷芒的胸膛和膝盖时，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号叫。那时的情景，有如放电影一般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当被我的铁棍击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那般迷茫。“你这个变态，为什么要强奸她！”由于惊讶而变形的脸，掩盖了他的不解。他之所以没有辩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在控诉他什么。当时，面对他的惊恐和讶异，我曾在脑海里听到一个声音。那呼唤促使我放下了武器。然而，紧接着，马克西姆就登场了。
我眼含泪水，把头埋进手里。由于我的错，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死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把他带回人间。我几近虚脱，呆坐了十几分钟后，大脑才再次运转起来。我开始分析自己对整个事件的误读。雯卡的确有个名叫亚历克西斯的情人。只不过，他不是我们的哲学老师。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太过夸张而显得不够真实，但却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那又会是谁呢？我苦思冥想，终于模糊地记起了一个学生：亚历克西斯·斯特凡诺普洛斯，或者什么相近的名字。一个类似漫画人物的希腊富家子弟：他父亲有一艘游轮，一到假期，他就会邀请好友在基克拉泽斯乘船游玩。总之我从没去过。
我抓起波利娜·德拉图尔拿给我的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年鉴。这份资料效仿美国学校的做法，收录了当年所有在校师生的照片。我焦躁不安地翻阅着。由于人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希腊家伙。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塞萨洛尼基。照片里的他和我的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半长的鬈发、短袖白衬衫、带盾形纹章的海魂毛衣。这张肖像照犹如导火索一般，点燃了我的记忆。
我记得，他是文科预科班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他喜欢运动，是赛艇或者击剑赛的冠军。他喜欢研究古希腊文化，虽然不太聪明，却也能背诵萨福或泰奥克利特的诗句。身穿文化这层光鲜外衣的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不过是个略显蠢笨的“拉丁情人”罢了。我真的很难相信，雯卡怎么会为了这个白痴饱受爱恋之苦。不过话说回来，我的身份好像不太适合探讨这个问题。
也许，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那个希腊小子真的在记恨我和马克西姆。我打开包找平板电脑，才想起来它被我扔在了租来的车上，现在那车还在母亲手里。于是，我只能靠手机查找信息。在《视角》杂志的官网上，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身影。那是一篇关于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婚礼的图片报道，发表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安东诺普洛斯和他的第三任妻子都是这场婚礼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受邀者”。一张张网页浏览下来，我模糊地勾勒出这样一个男人形象：上流社会的商人、慈善家，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和基克拉泽斯。据《名利场》官网所述，他几乎每年都会出席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盛大慈善晚宴。按照惯例，该晚宴的举办时间为戛纳电影节期间，地点是享誉盛名的伊登罗克（Eden-Roc）酒店，旨在为抵御艾滋病筹集研究资金。所以说，安东诺普洛斯的生活并没有脱离蔚蓝海岸，可我却找不出任何信息，能在我们和他之间建立起联系。
由于调查没有实质性进展，我决定换个方向。归根结底，我们的煎熬来自哪里？来自老体育馆拆除所带来的威胁。其实，它只是大工程的一小部分。这个盛大的工程将通过建造一座新的玻璃大楼、一个拥有奥运会标准泳池的超现代化体育馆和一片景观花园，使整座校园焕然一新。
这个项目计划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被提上日程，却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校方未筹集到工程所需的巨额资金。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学校的募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一开始成立时，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完全是个私立学校，后来转变成了合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教育管理范畴，也接收了地方政府的拨款。然而近几年，一股叛逆之风席卷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教育界的各类人士纷纷对自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期望学校可以从官僚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奥朗德总统的大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经过与政府部门的角逐，学校终于分离出来，重获了曾经的自由，但也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于是，校方上调了学费；但在我看来，要想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这点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得以开展这样的项目，校方一定是收受了巨额的私人捐资。这让我想起了校长今早在奠基仪式上说过的话。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是他们让“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得以实现，却故意没说出资人的名字。这个线索有待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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