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
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
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
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
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gān吗要当唐太宗。"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
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jiāo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chūn（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
一新机构"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这样一来，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已手，王安石又推荐一直力赞已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事无大小，必与（吕
）惠卿谋之。凡所建章奏，多（吕）惠卿笔也。"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曾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
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抃等人，即被当时人戏谓的"生、老、病
、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
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qíng况。大凡榷
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qíng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qíng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
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
,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
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
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jiāo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
配"等方法，下死规定，qiáng迫借贷jiāo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qiáng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
.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chuáng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
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
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反应最qiáng烈的当属外出作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
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qiáng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有了宋神宗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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